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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任红，女，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委员、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感染与化疗学会青年委员。瑞金医院“青联”成员。1994，1999年曾获瑞金医院“施贵宝”先进个人二、三等奖，1998年获瑞金医院“十佳”青年荣誉称号，2003年获院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基金资助。
199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系，2007年12月晋升为主任医师。2000.10 - 2001.10曾在英国Manchester大学教学医院Hope Hospital学习。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从事临床各种原发和继发性肾小球疾病、急慢性肾功能衰竭、各种肾小管间质疾病、肾血管疾病等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承担大量院内外重要会诊及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作，掌握各项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技术。
目前作为主要负责人和参与人，承担二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参与科技部973项目、上海市科委、教委、卫生局等科研课题工作。近年来获得教育部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贰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奖等多项奖项。在J Rheumatol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已主编、参编书稿20部，约十余万字。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之我见
王真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也通过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来谈谈自己的观点。23年前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市一家著名的三家医院的急诊科工作以来，每年目睹医院门诊、急诊量均在北京市排名数一数二，每天到笔者医院急诊、门诊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走廊、过道、输液室、抢救室拥挤不堪，经常有就诊的患者及家属抱怨排队、缴费时间长，而真正看病的时间却很短。
人们都在说“看病难”，这看病到底难在哪里？在我个人看来，“看病难”可分为“相对的看病难”和“绝对的看病难”。
相对的看病难
相对的看病难，主要是指由于社会大众的认识问题，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这最突出表现是:全国人民都要到全国最好的三甲医院找最好的专家看病。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这是目前“相对的看病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特征。
曾经有一位住在三甲医院附近的老太太抱怨:看病太难了。为了能挂上号，老太太早上6点就到医院排队挂专家号，也挂上了。为了能够赶上上午抽血化验，老太太早上没有吃饭，等到轮到老人家看病时已经是快10点钟了，还没看上病就发生了低血糖反应，被送到急诊科抢救治疗。其实老太太一直有高血压、高血脂，来医院也就是复查取药。而这些检查治疗，都可以在社区医院完成，但是老太太就认定了这家医院的某位专家，每次都要看专家才算心里踏实。
还有一位19岁的女孩，受凉以后发烧咳嗽，血象不高，胸透正常。但是一定要看专家号。在父母带领下挂了国内呼吸科著名的专家，看病几分钟，开了一盒十几块钱的感冒药就回家了。其实这样的疾病在社区或就近的诊所，完全就可以处理了。
如果这些病例和小病都能够在社区、基层小医院得到处理，相信一些大医院、知名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会得到一定缓解，而另外一些医院特别是社区、基层医院，却苦于没有患者的状况也能得到改善。
造成目前上述这种状况的原因多种，其主要是群众对于医疗常识的缺乏，认为自己得了病，年轻大夫经验不足，只有专家才能治好。其实这是对医生的培养过程不了解。其实一名医生要经过至少5年的医学本科教育，才会到临床见习处理病人，再经过5年的临床训练才能成为一名主治医师，如果中间要读硕士或博士至少要再需要3-5年的时间，这样说来一名主治医生至少要经过10年以上的培养。现在各大医院门诊和急诊的出诊医生基本都是主治医师及以上人员，对于临床上的一些多发病常见病均能处置，完全可以满足至少目前一半要看专家的病人需求。如果有一半的病人不去找专家看病，将大大缓解目前看专家难的问题。
绝对的看病难
绝对的看病难，指由于医疗资源的绝对不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难”。这发生在我国中西部，这些地方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医疗事业发展滞后，医疗资源有限，医师整体水平低下，药品缺乏，无法满足就诊人员的要求。
2010年，我参加“共铸中国心”赴内蒙古的义诊活动，分到当地农村的一间卫生院，这里仅有8名医护人员，院长兼任财务、人事、外科等职务，内科大夫兼任化验员、护士职责……医院里唯一的医疗设备是一台血压计，还是2009年来义诊时送的。检验科只能做血常规，没有生化仪器，没有胸片、B超，要做得到30公里以外的镇卫生院去做。药房里仅有的抗生素就是青霉素、甲硝唑，还时不时没有。听说北京来专家义诊，整个村里的老百姓都来了，包括附近一家养老院的老人。村里很多人都有严重的骨关节病，直不起来腰，走路很困难。但是都很少来看病，更别说接受过治疗。有的甚至一辈子也没有出过村庄。
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分布还是很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优质医疗资源、优秀的专家都集中在京、沪、广等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而在大城市又大多集中在三甲医院。而基层、乡村卫生院相对设备、人员、条件艰苦。据卫生部统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人口享受80%的医疗卫生资源，而80%的乡镇、农村人口近占有20%的医疗卫生资源。
看病贵，贵在哪里？
看病贵，第一种是因家庭无力支付的“贵”，这主要发生在农村。也就是看病就医总花费超出甚至远远超过了家庭支付能力，造成“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其实质是疾病的经济负担过重和缺乏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问题。
几年前，有一位53岁的河北农民因为发热、重症肺炎转到了笔者所属急诊病房，入院2天时间，经过抗感染治疗状况有所好转，花费大约3千余元，家属却因为经济原因放弃继续治疗。当时我们病房的医护人员都觉的特别可惜，劝说家属继续治疗，毕竟患者比较年轻，又不是绝症，按照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可以治疗的。当年医保范围还没有覆盖到农村，他们家全家年入大约4千元，还有老人和上中学的两个孩子，家庭负担不起医疗花费，最终还是放弃治疗。这只是其中一例，笔者在行医过程中，碰到过不少农民工在城市所得的大病急病，只要有经济保障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只是就医总花费超过了其支付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
第二种是社会无法承受的“贵”，这主要表现在药品和特殊检查费用的昂贵。主要表现为:
一是药费“贵”。首先，我国医疗水平已与国际接轨，几乎所有新药，新的检查手段和治疗措施都与国外同步上市，国际上所有国家的医疗费用都在增长，自然我国医疗费用的总水平有一种不断增长且增速居高不下的趋势。现有药品，尤其进口药品，包括抗生素、肿瘤化疗药，有些药品有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技术。这些药品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天，这势必造成医疗费用的昂贵。
其次，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副作用小的药品不断问世，取代了一些过去副作用大的药物，导致治疗药品成本上升，病人发现药越来越贵了。
第三，过去有些效果好又便宜的药品，因为多次降价后药厂已不再生产，只能用现在费用高的药品取代。
第四，民众医疗常识缺乏，以感冒为例（这也是媒体经常报道病人经常抱怨一个感冒就要几百上千元医疗费的例子），在美国，病人患了感冒发烧，到医院就诊如果是病毒感冒，大夫告诉病人回家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病人也会遵照医嘱进行。而在我国如果病人感冒发烧，必定要求立即退烧、立即输液、立即用抗生素，如果患者再有咳嗽，就会要求拍片，查血。如果大夫不同意，马上就会招来埋怨或指责，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是你妈或你们家人你会不给药吗？”后果可想而知，费用自然就会上去。
二是检查费和特殊治疗耗材“贵”。现在各大医院使用的一些高端的检查医疗设备的出现，要消耗更多的物质资源，还要由技术高超的医务人员提供，现在我国医院所用的高端检查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由此带来医疗服务成本的快速大幅度增长，促进了高额医药费的产生。特殊治疗耗材“贵”，主要表现在一些医疗器官器械的价格昂贵，如常见的植入起搏器、支架、人工关节等。
三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贵”。我们国家的医改一直在摸索中，制度还很不完善。记得笔者刚毕业在门诊时，经常遇到有些人看病开药90%甚至100%报销，每次来开药都要选进口药、高价药，更有甚者全家都用他的名字开药。这几年实行医保后相对自费的比例提高，这类人来医院开药的减少很多。但是现有医保患者多吃药、吃贵药、小病大治等问题也还是能够遇到，这也是社会医疗总费用增加的一部分原因。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之我见
归根结底，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药品生产保障体系不完善，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以及管理的不足和曾经的失误，是群众“看病难、就医贵”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如医药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且配置不合理，基层卫生服务体系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等。总之，“看病难、看病贵”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如果能够合理规划，从长远发展角度科学分配目前有限的资源，逐步改变现有的模式，大力发展基层医疗，真正实现全民公平医疗并不是不可能的。由此建议:
1. 慢病管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城市老龄人口快速增加，老年慢性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很多疾病发病曾加且需要终生治疗，这占据了很多大医院有限的专家出诊时间。目前很多病人到大医院看病除了相信专家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在社区医院拿不到常用药物。如果能把这部分病人分流，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年病人的看病难。
2. 各级医院任务分级，病人分流。目前在各大医院拥挤不堪的门诊病人中，有一半是慢性病的常规复查，每次来后化验一下，然后开一些常规药就离开了，而这些人往往又只认准一个专家，每次看病时间在几个小时，等到看完病后累得筋疲力尽，还要抱怨“看病难”，其实这种情况一个高年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完全可以处理。很多三级甲等医院承担了很大程度的初级医疗工作，而三级甲等医院应该承担的是对疑难危重病人的处置。可以通过三级合格或二级医院来分担慢病管理治疗，缓解三级医院的压力，这也解决了二级医院病原不足的矛盾。
3. 提高社区医疗质量。笔者一直在大三甲医院工作，多年来在培训社区医生和从社区医院接转诊病人时，确实发现社区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长期以来在我国只要当上医生，一生就都是医生了，没有淘汰制度，继续教育滞后，使很多社区医生毕业以后再学习的机会和动力不大（大医院的竞争激烈，每个人都会自觉学习提高）。其次，社区医生遇见疑难危重病人的机会少，学习机会少，使得他们的专业水平停滞不前。笔者也曾在美国工作几年，发现美国的社区医疗不但能全覆盖，而且对于社区医生的要求也很高，每5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理论考试，不合格就不能再行医。另外各大医院也担任着培训社区医生的任务，使他们经常学习，了解新的进展，水平不断提高。这不妨可以从中借鉴。
4. 发挥政策作用，调整病人流向。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例如实行不同级别医院不同的收费水平，以及病人到不同级别医院就诊报销比例不同的方式，还可以按小病到初级医院就诊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使得病人在医院选择上有所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