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虽然我国规定了对上交文物者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但并没有规定奖励的细则。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参照文物的市场价值、历史价值等综合因素，按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对主动上交文物者进行奖励?对此，文物专家认为，这在理论上可以探讨，但操作上有难度。孔正一说，文物的价值分为考古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经济价值的文物不一定有考古价值，如清代的瓷器，没有考古价值，但是它艺术性很高，又是皇家收藏，一个瓶子可能卖几百万元甚至更高。反过来说，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也不一定有经济价值，如汉代的陶仓、瓦罐等考古价值很高，但经济价值不高，市场价格往往在千元左右。所以，如果每一件文物都要去评估、去论证、去定价，反而会引起捐献人的攀比心理。任相宏也不赞同把奖励办法和标准明确化。他认为“黑市”上存在的文物交易或拍卖行为，是炒作、炒高文物价格的主要力量。奖励办法一旦明确，或将带来负面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文物发现人或贡献人铭记不够，是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大疏忽。”任相宏认为，在文物价值开发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应铭记发现人或贡献人。没有他们就没有后人看到的文物，应对他们充满感恩。这也是充分肯定、奖励发现人或贡献人的方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认为，除了给予捐献人奖状、奖金外，还可以发放“博物馆之友”或“博物馆会员”证书，让其终生免费参观博物馆;也可以邀请其多参与其所捐赠文物的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还可以在文物展出时，注明捐赠者或提供者的姓名及文物、史料内容简介等。通过这些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陕西省城固县一农民近日在基建土堆中意外发现一件毁坏的青铜器，上交文物部门后，经专家初步鉴定竟然是商代晚期的青铜樽，距今已有3000多年。据了解，城固县五郎庙镇农民武靖远10月底回家经过一处基建土堆时，发现半掩着一个铜制品。武靖远对铜器认真观察，发现有3个兽头和1只鸟，便找到镇文化站负责人报告发现了文物。城固县博物馆馆长苟保平接到报告后赶到现场查看，认为此为商代青铜樽，初步判断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应当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樽大致为同一年代，可为当时川陕文化交流的物证。据了解，城固县五郎庙镇农民武靖远10月底回家经过一处基建土堆时，发现半掩着一个铜制品，然后把这件铜器挖出来拉回家。此前，五郎庙镇曾多次出土过青铜器等文物，武靖远对铜器认真观察，发现有3个兽头和1只鸟，便找到镇文化站负责人报告发现了文物。城固县博物馆馆长苟保平接到报告后赶到现场查看，认为此为商代青铜樽，该樽口径41厘米，残高37厘米(圈足有损坏)，重约10公斤。而且樽体四周铸有饕餮纹，并有3个水兽，结合樽的大小、铸造工艺、纹饰等特征，初步判断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随后，根据武靖远的描述，文物人员还来到最初挖到樽的地方查看，但附近暂没发现其他文物。目前，城固县已给武靖远颁发了《荣誉证书》和3000元奖金。专家分析，这次发现的樽和1964年在城固宝山镇发现的青铜樽近似，应当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樽大致为同一年代，可为当时川陕文化交流的物证。

　　回家途中经过修建高铁垫路基挖出的土堆时，武某发现土堆里好像半掩着一个铜制品，经文物部门鉴定，初步判断，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600年。11月1日，城固县给老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3000元奖金。10月28日中午，武靖远去外面捡树根，回家途中经过修建高铁垫路基挖出的土堆时，他发现土堆里好像半掩着一个铜制品。“刚开始还以为只是一普通的烂铜，准备捡回家卖破烂，但是走近一看，这东西还挺大的，我就在土堆上插了根棍子使了个记号，然后回家用三轮车把这尊铜器拉回家。” 老武说，由于五郎庙镇近年来曾多次出土过青铜器、唐砖等历史文物，镇村干部及文化站经常对群众开展文物保护知识普及教育，他也因此懂点文物知识。回家后他对这尊铜器进行认真观察，发现这尊铜器上有3个兽头和1只鸟。凭知觉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件文物，老武立即找到镇文化站负责人贺军，上报挖到了一个“铜盆”。贺站长查看后，认为这的确是个文物，立即电话向县博物馆和镇领导报告。 城固县博物馆馆长苟保平立即赶赴现场查看此樽。结合樽的大小、铸造工艺、纹饰等特征苟馆长初步判断，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600年。该樽口径41公分，残高37公分(圈足有损坏)，重约10余公斤。樽体四周铸有饕餮纹，并有3个水兽，更为难得的是兽角上还铸有一只活灵活现的鸟，这项技术在当今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根据老武描述，专家们来到最初挖到樽的地方查看，附近再无其他任何物件。老武家境并不富裕，但他说:“咱知道文物是国家的，捡到了就应上交国家”。为了表彰这种精神，11月1日，该县给老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3000元奖金。据该县文物工作者初步研究，此樽为商代身份地位极高的人在宴席过程中使用的一件酒器，现代语中的“尊敬”即是由“樽”演变而来。这种青铜在古代称之为吉金，是由铜添加铅、锡等铸造而成，整个过程需要40多道工序，代表着当时最高科技水平。这次发现的樽和1964年在城固宝山镇发现青铜樽近似，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樽大致为同一年代，可以推定当时本地与四川已有文化和经济交流。 据苟保平介绍，中国青铜器始于夏，发展于商，鼎盛于商末、西周，樽和鼎在中国古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两次出土的樽和龙头镇出土的龙头鼎共同佐证了本地当时繁荣景象，并对研究汉中乃至陕、川等地早期历史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气候和水土变化等有着重要考证作用，为传承历史、科考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下一步，城固县文物工作者将采用蒸馏水清除泥土后，进行科学研究，并请国内专家对残缺部分进行修补。

　　城固县五郎庙镇农民武靖远，在外面捡树根时发现土堆里有一个青铜樽，随后他主动将青铜樽上交。近日，武靖远的事迹在城固县干群中传为佳话。目前，经专家初步鉴定，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距今大约有3600年。农民:捡树根发现一“铜盘”据武靖远讲，10月28日中午，他去外面捡树根，回家途中经过修建高铁垫路基挖出的土堆时，发现土堆里好像半掩着一个铜制品。他刚开始还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烂铜器，准备捡回家卖破烂，但是走近一看，这东西还挺大的，就在土堆上插了根棍子做了个记号，然后回家把三轮车开来，把这尊铜器挖出来拉回家。据介绍，由于五郎庙镇近年来曾多次出土过青铜器、唐砖等历史文物，镇村干部及文化站经常对群众开展文物保护知识普及教育，武靖远因此也懂点文物知识。回家后，他对这尊铜器认真观察，发现这尊铜器上有3个兽头和1只鸟。凭知觉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件文物，便立即找到镇文化站负责人贺军，上报挖到了一个“铜盆”。贺站长查看后，发现的确是个文物，立即打电话向县博物馆和镇领导报告。县博物馆馆长:此为商代青铜樽,昨日，城固县博物馆馆长苟保平告诉记者，接到报告后他立即赶赴现场查看，认为此为商代青铜樽，结合樽的大小、铸造工艺、纹饰等特征，他初步判断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600年。该樽口径41厘米，残高37厘米（圈足有损坏），重约10多公斤。樽体四周铸有饕餮纹，并有3个水兽，更为难得的是兽角上还铸有一只活灵活现的鸟，这项技术在当今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随后，根据武靖远的描述，他们来到最初挖到樽的地方查看，但附近再无其他物件。据了解，武靖远今年66岁，家庭较为困难，儿子儿媳在外务工，老伴半身不遂，在家还要照顾5岁的孙女。武靖远说:“咱知道文物是国家的，捡到了就应上交国家”。为了表彰这种精神，日前，城固县给武靖远老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3000元奖金。城固县文物工作者初步研究认为，此樽为商代身份地位较高的人使用的一件酒器。这次发现的樽和1964年在城固宝山镇发现的青铜樽近似，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樽大致为同一年代，可以推定当时本地与四川已有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青铜器始于夏，发展于商，鼎盛于商末、西周，樽和鼎在中国古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次出土的樽和龙头镇出土的龙头鼎共同佐证了本地当时的繁荣景象，并对研究汉中乃至陕、川等地早期历史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气候和水土变化等有着重要考证作用。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保守的估计，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青铜器是由青铜（多为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其中锡和铅的成分都必须大于2%。另有十多种配方）制成的各种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由于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所以也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约5000年到6000年间的西亚两河流域地区。苏美尔文明时期的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青铜器在2000多年前逐渐由铁器所取代。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已经有了青铜铸品，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目前所知大约是在夏代，即公元前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