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电视台《华豫之门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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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海选征集范围:

　　[1]、瓷器:民国之前的精品瓷器，元、明、清为主，宋瓷为佳！

　　[2]、玉器:翡翠玉器，明清玉及高古玉“润、透、白”为佳！

　　[3]、书画:古代字画精品，近现代名家作品为主等书画作品！

　　[4]、杂项:各类精品杂项，如佛像、石章、各类雕刻、金银器等！

　　[5]、油画:当代艺术,各国油画！

　　[6]、钱币:银币、铜币、各种古钱币！

　　华豫之门大讲堂: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撰写《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后，1950年7月，因陈家失势而退出政界。旅居美国近19年（1951年-196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台北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3万余件。1999年百岁生日过后，陈立夫宣布正式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人物

　　抗战时期，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建立起贷金制度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20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