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力鼎盛，经济繁荣，金银自然成为王室和达官贵人们的奢用品。半个世纪来，有大量的唐代金银制品和不少金银饼、铤出土，成为新中国考古的一大亮点。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两瓮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物270件，是唐代金银器集中出土最多的一次。共发现银饼22件，银铤8件。1979年4月，山西省平鲁县屯军沟唐代窖藏出土各种金器金铤193件，其中金铤82件，金饼4件。它们是迄今为止唐代金银器出土最多的两个金银窖藏，引起世人的关注。唐代金饼从形状上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汉的金饼。的确，尽管时代差距很大，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唐代金饼仅在山西省平鲁县屯军沟唐代窖藏出土，一共4件。从实物看，唐代金饼制作极为粗糙，无铭文，形状似圆非圆，背面低凹，成色仅80%，而且4件金饼大小重量不同，其中一件有被使用过的痕迹，是典型的称量货币。据说这种金饼又叫坛子金，铸造方法简单，是将熔化了的金倒在坛子里铸成。

　　唐代的银锭铭文与时代的金银器上的文字一样，尽管是錾刻的，但好象是手书上去的。宋代银锭有錾刻和戳记两种。金代则以錾刻为主。元代早期为戳记，排列无规，背面常铸阴文；晚期银元宝则以錾刻为主。明代的银锭铭文较少发现戳记的。除“金花银”之外，一般都是錾刻。文字排列间隔不规范，尽管有序，但依然给人的感觉是杂乱。清代以前的银锭铭文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件上海博物所藏嘉靖三十一年圆锭外，基本上都是阴文。清代及民国的银元宝都是阳文，或许是在银锭成型、还未完全冷凝时砸刻上去的，文字一般没有变化，内容丰富，因地而异。 总之，对银锭的真伪辨识，就是要多接触。要仔细观察，认真琢磨，掌握时代特点，善于总结。碰到伪品时，也需要细细品味，找出可疑之处，归纳作假的方式和采用的技巧。

　　唐代银饼则极具特色，已开始规范制作，其上凿刻或墨书铭文，内容涉及铸造部门、人员、重量、年月、白银来源、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名等等，如“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从银饼铭文内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白银已被应用于租庸调、税口银、市场税收等赋税方面。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银饼22件，其中4件刻有铭文，内容分别是:“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两种。这4件银饼系庸调税银。

　　同时出土的还有铭文为墨书的12件银饼，铭文内容为“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同年，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银饼一件。形制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庸调银饼相似，刀刻的铭文内容为“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税口银”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口税折换成银，上缴到京城的税银。“纳官朱义”即主管纳税的地方官员朱义。“通州”属山南道，位于四川达县。这件银饼就是通州上缴京城国库的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