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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卷第一末《音切》《序品》“比丘”下云:“上通三音，不点者鼻音，若点者请依点法读之。”以下多有同类提示。今检阅此本各卷经文声读情况举例如下。
第一册序品末（第二十八开）“雨法雨”之第一个“雨”字右上角有小黑圈表示读去声，第二十九开第二行“引”字左边刮去重写（又第五十三开第六行“赞”刮去重写，第六开有在行间补写漏句者）。第三十一开第二、四行“思”右上角、“度”右下角第六行“量”右上角，第十行“量”右下角有小黑圈表示读去声，又第三十六开第7、9、10三行中两个“令”字左下有小黑圈表四声，第三十七开有部分小黑圈断句，第7行“种种”左上角有小黑圈表四声，第三十八开第二、七、八行同，又第四十五开第四行同，卷末音第五十四开第二行“比丘”下注“上通三音。不点者鼻音，若点者请依点法读之”。
第二册多音字字角小红圈标声（如第六开第四、八行“为”右上角，第九开第八行“离”右上角，第九行“为”左下角，第十三开第八行“种”左上角，第九开“雨”右上角，第十八开第七行“与”右上角，第二十七开第七行“难”右上角，第三十三开第六行“称”左上角，第三十六开第五行“恶”右上角，第三十九开第二行“难”“处”右上角，第四行“观”右上角，第四十开第三行“为”左下角，第五十七开第六行“乐”右上角、第九行“种种”左上角，第六十开第六行“应”左下角）
第三册及小红圈多音字声标（如第七开第二行“分”右上角，第六开第一、四行“种种”左上角，第三行“为”左下角，第十行“离”右上角，第十开第三行“为”右上角，第十八开第九行“种种”左上角，第二十八开第六行“乐”右上角，第七行“行”右上角）
第四册第四开第八行“观”右上角。第六开第二行“乐”右上角，第六行“行”右上角，
可证声读标注应为原有。
关于随经音切和声读的问题，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此本不仅为书法佳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由装裱、卷题、题记、印章等考察其现存样貌的形成和递藏
张镠
此经第七册首页右下角与末尾左下角，各有一枚“张鏐”白文印。
《石渠寳笈》著录分别于《宋李成茂林远岫图》、《宋赵令穰鹅群图一卷》、《宋赵昌蛱蝶图一卷》之后有“䢴上张镠黄美拜观”印。
吴其贞在其《书画记》著录，有多次曾于张黄美处观看藏品，更于卷五云:“赵松雪《写生水草鸳鸯图》，此图观于扬州张黄美（鏐）裱室。黄美善于裱褙，幼为王公通判装潢，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清标）见爱，便为佳士。时戊申季冬六日³⁸。”
“䢴上”即为扬州古称，由是知张鏐字黄美，乃扬州人。精擅裱褙，兼通鉴赏，于清初扬州书画圈中颇为活跃，与大收藏家梁清标往来密切，常为其搜购名迹。张鏐与梁清标（1620-1691）、吴其贞（1609-1678）为同时代人，故与梁清标、吴其贞两人年龄也应相仿佛。
“张鏐”鉴藏印屡见于历代名迹之上，如苏轼《覆盆子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门屏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熹《大桂驿中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顾恺之《女史箴图》、黄筌《写生珍禽图》、赵昌《写生蛱蝶图》、梁楷《东篱高士图》、李山《风雪杉松图》、卫九鼎《洛神图》、富弼《尺牍》及赵孟頫《尺牍六帖》等，皆钤有此印。前几年引起热议的苏轼《功甫帖》也有“张鏐”鉴藏印，（图十六）足见其经眼之宏富，流传之广远。按其鉴藏印记能累见于宋元以来剧迹之上，正可见张氏眼光之不凡，亦足证本幅在书画传承脉络中所据之地位。
题签与“荆山”印
此七册经文一套齐全，题签统一。从材质看，签条与封面封底材质类似，两者应属同时装裱，具有明代苏裱的淡雅气息。题签者未留姓名，仅有“荆山”印章这一条线索。“荆山”为朱文玺印风格，篆法略显笨拙，时代气息应该属明末清初。其题签“妙”字从“玄”少一点，（图十七）应为避清初玄烨讳。故猜测题签者当生活在明末清初间，早于真空居士。
明清间字、号“荆山”者有数十人，经梳理具备与苏州相关，有收藏能力，具有文采或善于书写者有两人:
其一:吴士玉
吴士玉（？-1733），字荆山，江苏吴县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清雍正年间官至礼部尚书。有文名。谥文恪。《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均有传，曾任《子史精华》总裁，著有《映剑集》《兰藻堂集》。
吴士玉书迹尚存，其书丹《皇清侯赠奉政大夫郎钦大宾宋公元配太宜人刘太君墓志铭》今存河南商丘王楼乡三陵台供销社院内。对比书迹当非一人，故原本籍贯与身份都比较适合的吴士玉，可排除。
其二:余珣
余珣字荀若，号荆山。常熟人。善写生，梅雀草虫，笔有韵致。³⁹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有传略:“余珣，字荀若，号荆山，善写生，师邱庆余而自成一家。弟璜亦工人物。子省，字曾三，蒋文肃荐入画院，同值九人，省恩遇最优，赏赍频数。在苑三十年，以老告归。”⁴⁰其子余省（1692-767），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清代著名画家。师从宫廷画家蒋廷锡。擅画花鸟、虫、鱼，尤其擅画蝴蝶。乾隆时与唐岱、周鲲同供奉内廷，故得院体情致，并参以西法，色彩及明暗关系处理恰当。传世作品有《菊石图》《花鸟图》等，画与书风格皆显工整。
余珣，若由其子余省的生年往前推二十五年则可得其大体生年为1667，时间相吻合。且精于书画，具有题签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