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瀚斯香港国际拍卖公司藏品征集总征集处

　　但关于那部《科贝格圣经》在1905 年由藏书家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于1875—1898 年间担任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的藏品，借由“朋友们的赠礼”（gift of friends）进入哈佛大学图书馆，我们则握有更多信息。1942 年，该图书馆收到了这部作品的另一份复本，于是将此本出售，使其重返市场，当时无疑让潜在的买家欣喜若狂。

　　珍稀古籍的交易市场，是书籍得以保存与传承的无名推手，尽管它仅在书页间留下些许雪泥鸿爪般的痕迹，例如那部德文版的《十日谈》，书中贴着一张从书商目录剪下的剪报，无疑是某位从善如流的买家所悉心留存的印记。

　　题识译文:

　　这是薄伽丘《十日谈》的德语首版，由施泰霍尔（Steinhöwel）翻译；此书罕见，尤其是像本册一样以“在乌尔姆圆满完成”（Geendet seliglichen zu Ulm）这类字样结尾的版本。该版本很有可能比瓦尔达费尔（Valdarfer）印制的意大利语首版本还要早。（据所知，约翰·彻纳（JohanZainer）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使用这种字体的书籍中。）

　　佩尔·希耶塔（Per Hierta）

　　1903年

　　自18 世纪起，市场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既是藏家偏好的回响，亦反过来雕琢了这些品位。这些规范的深远影响，在澄定堂典藏中形形色色的装帧上展露无遗。在欧洲，绵延数个世纪直至19 世纪，为书籍挑选装帧并支付费用，向来是买家的责任。

　　装帧会随着岁月磨损或断裂，在多数情况下，当原始装帧与其内蕴的非凡意义相较之后，可能藏家认为应遮掩其寒酸破旧，因此，许多珍本在18 世纪或更晚期于市场中流转时，皆被重新披上了新衣，有的饰有华美压花的皮革装帧，或佐以斑斓的大理石纹衬纸，成为当时珍贵古籍的标准配备，澄定堂典藏中便有许多这类精美的范例。

　　澄定堂典藏中的每一份手稿，皆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孤本。私人信函让我们得以一窥书写者与收信人之间，关于公务或私事的交流。当信封与地址皆完整保留时，它们便无意间提供了昔日邮政如何运作的证据（例如，地址需要多少细节——远比今日要少得多，此处所指为莫泊桑信件及托尔斯泰批校稿中的信件）。

　　至于著名文学作家的手稿文本，则封存了作者在作品出版前，甚至可能从未出版的创作过程。这些手稿的幸存与保存，促成了一种名为“生成批评”（genetic criticism）的迷人文学分析法，它专注于探究作者发展其思想与写作的轨迹与探索当初作者的灵光乍现。手稿亦揭示了对该作者而言何种书写工具是寻常的——包括铅笔、钢笔或圆珠笔，以及使用了何种颜色的墨水。而后随着科技进步与打字机的普及，在诺贝尔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约莫1948 年的《日瓦戈医生》打字稿中，留下了清晰的文明印记。

　　这批绝美的典藏，是过往漫长所有权链条中无数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这份心血最终传递至澄定堂。这份持久的承诺，确保了这些书籍的“幸存”与“传承”。它们不仅因其文字所承载的遥远时空信息而备受珍视，亦因其历史材质与形态本身而熠熠生辉。得知这批珍稀古籍即将入藏上海图书馆，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