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中信国际拍卖公司藏品征集总征集处

　　尽管双色印刷通常仅保留给少数特殊页面（如目录或题名页），但在1482 年天文学大师雷吉奥蒙塔努斯出版的《拉丁文历书》中，却几乎每一页都运用了这种技法，达到了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红墨被用来凸显作品首页的作者与书名、描绘月相，并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繁复的天文图表，这些图表本身便是威尼斯印工艾尔哈德·拉特多特与其合伙人的一项创新壮举。

　　步入16 世纪初，多数欧洲印本已遵循我们今日熟悉的规范:页码标注，以及列出作者、书名、印工、出版地与日期的题名页。探索的焦点转向了副文本（paratexts，伴随主体作品的简短文字），其种类繁多，包含:题献、前言、目录、勘误表、字母索引、赞美作者或作品的诗歌、作者肖像。

　　1632 年于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作品第二对开本，便是以丰富的副文本来提升一位已故演员兼剧作家声望的绝佳范例，彼时他才刚开始被视为值得享有盛名的作家。这个版本重印了1623 年第一对开本的所有内容，包括十篇副文本与作者雕版肖像，并附上一首名为“墓志铭”的新诗，如今我们知道，这是当时年仅24岁的约翰·弥尔顿首部出版的作品。鉴于这部第二对开本所做的诸多改进及错误更正等，现代的莎翁版本通常源于它，而非第一对开本。

　　《第二对开本》中约翰·弥尔顿于1630年为莎士比亚创作的墓志铭诗《悼卓越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这是约翰·弥尔顿生平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英文诗。

　　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在澄定堂的典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 件藏品展示了他广阔的活动领域，从英国法律与历史，到他在《学术的进展》中对科学进步的愿景，以及他在《木林集》中收集的自然观察。

　　培根以人类的记忆、想象与理性为根基，重塑了现代学科的版图，为日后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的繁茂森林播下了最深远的种子，这枚种子在狄德罗与达朗贝尔那部图文并茂的多卷本《百科全书》中清晰可见。《百科全书》最初的构想仅仅是翻译埃弗雷姆·钱伯斯1728 年的英文《百科全书》（Cyclopedia，此书本身亦深受培根启发），但最终大幅扩充到这部巨著中，它明确推崇培根为其艺术与科学分类的灵感源泉。

　　培根的某些格言至今依然流传，例如他在名著《随笔集》中“论求知”一文中对阅读的智慧之语:“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我愿补充一句:它们皆值得被悉心珍视，因为每本善本都携带着关于其起源与传承的幽微线索。

　　藏书印记与藏书票，为澄定堂典藏中许多古籍的流传轨迹投下了一抹微光。在它们传至澄定堂家族四代之前，曾被爱书人自豪地珍藏着。

　　例如，典藏中有11 本书（包含半数的培根印本）贴有一枚藏书票:“尼古拉斯·沃尔/曾属他之书”（Nicholas Wall/ Sometime his Book）。这标示了这位英国法官（1945—2017）的拥有权，其措辞亦透出一种认知:他对这本书的占有不过是“一段时光”（some time），藏书家如过客的谦卑让这条流传了数百年递藏的脉络，在未来仍将延续。

　　事实上，沃尔所拥有的一部培根印本中，还带有年代更为久远的藏书票——来自威廉·特朗布尔（William Trumbull，1639—1716），他是一位英国法官与政治家，曾短暂出任驻路易十四宫廷大使，后转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特朗布尔极可能是这部1676 年印制的《亨利七世、八世、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统治史》的首任主人。

　　澄定堂典藏中亦可见机构的藏书印。如曾为都灵的加默罗会修士（Carmelites of Turin）拥有的1482 年《天文诗篇》（Poeticon astronomicon，相传为古罗马作家盖尤斯·尤利乌斯·希吉努斯所著）记录了索书号（call number）。目前尚不清楚这本书何时进入加默罗会图书馆的馆藏，又于何时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