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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黄花梨雕花卉福禄寿独板围子罗汉床

　　长204.5cm 宽105.5cm 高85.5cm

　　罗汉床又名罗汉榻、弥勒榻，是家具中少有的跨越了低型家具和高型家具两大体系的品种。源自两汉时期的榻，唐时发展为带围屏榻，宋时逐渐成型，盛于明清，是古代室内的重要坐具兼卧具，尤其是厅堂书斋所常设者。随着历史的变迁，起居习惯改变，传世的完整罗汉床少见，以黄花梨制且围子为原装者，严格统计，恐怕可流通者不过二三十例，独板围子者不及其半，更知此例之珍。

　　一 罗汉床源流概谈

　　以榻为坐具，在席之后。概于人之尊卑而言，借助所坐位置之高低来体现，是发乎本能的方式，“重席”便高于单席，渐而有坐板、矮足，成为有结构和造型的家具。《太平广记》引《益部耆旧传》:“张充为州治中从事。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四川成都青杠坡出土的东汉讲学图画像砖（图1），展现了榻、席并用的场景，经师坐于左侧的长方榻上，前施栅足凭几，头顶上方有仰尘，显现身份尊崇，余人跪坐于席。传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大英博物馆藏）“冯媛当熊”一段中汉元帝盘腿坐在一个曲尺腿壸门小榻上，拔剑欲起，而“知饰其性”一段中，仕女是跪坐在席上梳洗，同一画卷中是席、榻并用，且是榻“尊”席“卑”的形式。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所绘人物故事图中，榻和席的应用也很普遍，且已出现了罗汉床的雏形——围屏榻（图2）。

　　榻起初与床并称。唐徐坚《初学记》:“服虔《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秤（枰），八尺曰床。”汉刘熙《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枰，平也，以板作其体，平正也。”《释名》“释姿容”又曰:“蹋，榻也，榻着地也。”显示床榻为同属。

　　榻专指坐具，当始于汉。河南郸城竹凯店村南的小砖券古墓出土一件石榻，青灰色石灰岩质，四角有足，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面刻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㯓”（图3）。其样式也是汉代石榻常见样式，足为汉榻之标准器。

　　《滕王阁序》中“徐孺下陈蕃之榻”，指汉末高士徐稚（字孺子）故事，载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世说新语》“德行”亦记此事，可见榻当是木质的轻便坐具，平时可以悬之壁上。晋皇甫谧《高士传》载管宁“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五年未尝箕踞，榻上当膝皆穿”。显示管宁恪守礼法，亦跪坐的方式坐于榻上。

　　榻当以木质或木质髹漆者为主，但考古所见汉、魏晋木榻实例甚少。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元始五年（5年）夫妇墓出土一件疑似木榻。其出土于头厢北侧，上承木勺、木俑、栅足几、漆盒、陶香薰等，栅足几长95厘米、宽15厘米、高30厘米，其与榻的组合正是一种经典的组合方式。但是否果为榻，还要更进一步研究，此“榻”比常见的榻要早一二百年。

　　汉代石榻则多见，其中不全是葬器，有一部分当是铺设席、褥后使用的实用器，包括前述的“王君坐㯓”。出土的石榻大致见有两类，一类比较硕大，可供单人或双人坐，高度多在20厘米上下，腿足明显。江苏丹徒县蔡家村汉墓出土一件石榻，石灰岩质，长130厘米、宽95厘米、高25厘米，榻足挖缺做，底面中部圜垂于地，提供力学支撑。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望都二号墓中室西北侧出土石榻一件，石灰岩石制成，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榻足挖缺做，位于四角，各面有带弧尖的牙板。榻前（南）放配套的石案一具，长174厘米、宽55厘米、高18厘米，为两头缩进的矮板足。此例基本反应榻、案组合陈设使用的方式。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二号墓出土石榻堪称巨大，青灰色石灰岩制，长260厘米、宽156厘米、高16.4厘米，角有四足，底面正中有圆柱支撑榻身。榻位于墓西室西侧东向，前（东）附石案，案由向外弯曲的两足，宽97厘米，与榻同长、高，为配套使用之具。山东安丘拜谒图画像石生动展示用大榻的场景，男女主人皆坐大榻，尤其男主人所坐者尺寸巨大，比例看在200厘米以上，有尊卑之别。榻上亦置和成都东汉讲学图画像砖（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相同的栅足几，两榻后方，则附汉代流行的“L”形屏，榻为曲尺形足，牙板波折，略具壸门状。

　　另一类榻为更小的方形，其高度多在10厘米内，足极矮，亦挖缺做，底部中间有小柱足支撑，这类实应为独坐小榻，即所谓“枰”。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出土石榻，残，原应为方形，边长77.2厘米、高5.8厘米，榻面磨制精细，厚3.5厘米，平整光滑，四角挖缺足，中部有一圆柱足，底面周边刻锯齿状卷云纹一周，中刻简练穿璧纹。河北邢台南郊西汉晚期墓出土一件大理石榻，方形，边长69厘米、腿高2厘米，出土时四角各有一个铜羊，卧姿，错银镶松石，应是与榻配套用的席镇。洛阳东北郊邙山南麓的杨文铁路编组站工地东汉晚期墓出土石榻残件，以暗红斑纹石制成，长76厘米、残宽17.2厘米、高4.8厘米，面及四侧磨平，背可见凿痕，四角有矮足，从制式推测，应该也是一个小方榻。徐州义安东汉画像石墓出土一件石榻，长72厘米、宽72厘米、高11厘米，属于此类中较高者，由红色斑纹石制成，面微喷出，四足挖缺，之间挖扁“凸”字形壸门。望都一号东汉墓前室北侧门的东西两侧，“主记史”和“主簿”分别坐于小方榻上，榻面带宽缘，曲尺形矮挖缺足，与出土所见独坐小榻的造型相同。

　　汉榻低矮而造型简练，至魏晋时，出现新的变化:一是尺寸变高，不再“卑下”；二是牙板造型一改汉之简略阔大，出现锯齿状连弧牙板，下方有的连托泥，围合成一个壸门状；三是出现一种六、八甚至更多腿足大榻，形成多壸门榻。

　　北齐徐显秀墓北壁夫妇并坐图中，夫妇二人坐在一个壸门大榻上，从比例看榻面与侍者的膝盖高度相近，榻前为双壸门，锯齿状连弧牙板，榻后附曲屏，设帷帐。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出其言善”一段（大英博物馆藏唐摹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摹本），也是夫妻坐在带有围屏、帷帐的榻上，榻前还设有栅足几。分藏于日本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和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一套石围屏，其中夫妇并坐图中，二人坐于前方双壸门的大榻之上，榻三面围以多扇围屏，侧面两扇屏折为“Z”形，折合方式与《女史箴图》相类。榻前亦设栅足案。

　　石围屏榻是北魏时期新出现的一种葬具，具粟特族祆教特色。其形象为六足或四足壸门石榻，三面石围屏，浮雕或线刻人物故事图，多有墓主夫妇图，还有宴乐、祭祀、人物故事等图案，榻也出现其中，颇有“重榻”之意。这种葬习一直延续到唐初，如在西安北周康业墓、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甘肃天水市石马坪文山顶隋唐墓等。

　　无论是前述北齐徐显秀墓、《女史箴图》，还是北魏至唐时所见的粟特石围屏榻，都显现围屏与榻结合的趋势，亦为后世罗汉床的先声。更典型的则莫过于莫高窟隋唐壁画《维摩诘经变》中所见的围屏榻。《维摩诘经变》之“文殊问疾”中，维摩诘多是坐于榻、倚凭几、持麈尾的形象，榻后亦多设围屏。以103窟为例（图4），维摩诘坐于壸门高榻上，榻四面均为双壸门，榻面还铺设有花瓣边的罽毯，前有栅足案，上陈香炉；旁有高柱，支撑帷帐；周匝围有高过头顶的六曲屏风，后方四扇，两侧各折一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