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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乃普（1787-1866） 行书七言联

　　立轴 水墨洒金笺

　　131.5×27 cm

　　钤 印臣许乃普、滇生、御赐宜尔子孙（1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许乃普》5印，902页）

　　题 识许乃普。

　　鉴藏印海昌钱镜塘藏

　　出 版

　　1.《名家楹联精品集》（上卷），第215页，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2.《名家楹联精品集》（上卷），第215页，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

　　同宗帖学的郭尚先，展现的是另一种士大夫书风。其书以欧阳询为宗，尤重骨力，并擅小楷，以端整劲健见长，在书坛自成稳健而内敛的一路。《行书七言联》结体严谨，笔画挺拔，线条瘦劲清峻，亦被《名家楹联精品集》（上卷）收录。联文以“古梅”“新诗”为意象，士人自况与隐逸意味交织。

　　郭尚先（1785-1832） 行书七言联

　　立轴水墨花蝶纹蜡笺

　　126.5×28.5 cm

　　钤 印郭尚先印、兰石

　　题 识集宋句为孟棠大兄同年大人正。兰石弟郭尚先。

　　出 版

　　1.《名家楹联精品集》（上卷），第213页，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2.《名家楹联精品集》（上卷），第213页，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

　　与延续千年的帖学传统相比，碑学的兴起几乎是清代书坛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董其昌、赵孟頫一路帖学为主导的馆阁书风经过长期沿袭，早已显露出程式化与板滞之弊。书法需要新的源头，也需要新的气象。

　　乾嘉之际，金石学迅速发展，学者大量考订三代彝器、秦汉碑刻与魏晋石刻，笔墨资源被不断发掘。

　　一代通儒阮元开始从学理上重新划分书法源流，提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明确推举北碑传统，为金石碑学的崛起举帜。与单纯书家不同，阮元仕途显赫，兼摄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广东学政及粤海关监督等要职，治学著述亦始终未辍。以经学、训诂学、金石学与书学等等多学并举，梁启超称阮元为“达官中之真学者”，道光皇帝亦赞其为“一代之完人”，足见其声望。

　　“溯其源”“返于古”的书法观念由此宕开一笔，他认为晋唐帖学多承流变，而秦汉碑刻更近古法，篆、隶之中蕴含书学根源。

　　雄浑朴茂、富于金石味的新风格，使碑学与绵延已久的帖学并峙而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重要高峰。

　　阮元的此件《篆书四言联》正是他书学观念的直接体现。“月朗西观，兰发东皋”，夜月清朗，“东皋”生兰，归隐幽雅的闲远之境自笔下生发。线条圆劲，字形古雅，取法秦篆而不泥古。

　　阮元（1764-1849） 篆书四言联

　　立轴水墨描金花卉笺

　　125×26 cm

　　钤 印阮元伯元父印、琅嬛仙馆（1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阮元》52印，564页）

　　题 识子卿学兄先生雅嘱。阮元集书《神谶碑》字。

　　阮元门生何绍基，则在阮元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派兼南北”，晚清的“碑帖兼融”之风，由此范率。

　　“书为六艺之一，而学者所从事，未有艰于此者也。”何绍基事重书法且以临古为根本，周秦两汉的古篆籀与六朝南北碑版，均在其临习范围之中。及至晚年，将各种书体熔于一炉，形成圆劲厚重、迟涩生拙的风格，而又独以“回腕法”的书写方式自成一路。是次数件何绍基书法佳构，呈现了他不同书体的各色风貌。

　　《隶书四屏〈山海经叙〉》尺幅宏大，“从平实中生出险妙”，字形扁方欹斜，用笔迟涩，笔势颤动，线条苍劲。据鉴藏印可知，此件曾经近代湖湘名士雷悦旧藏。

　　其行楷《题宋人九老图》则呈现碑帖融合之风。行笔虽承颜体与二王，但结构中融入篆隶意味，字形参差。长篇题跋行气贯通，体现何绍基行书成就。此类作品说明碑学并未排斥帖学，而是逐渐走向融合。

　　何绍基（1799-1873） 隶书节录郭璞《山海经叙》四屏

　　立轴 水墨纸本

　　193×49cm

　　钤 印何绍基印、子贞（2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何绍基》11印，475页）

　　题 识小溪属书，蝯叟。

　　鉴藏印雷悦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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