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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 致孙观有关“丁戊奇荒”及直隶治理的长信二通

　　1873、1878年写本

　　1卷8页 纸本

　　23.3×97.5cm

　　提要:

　　此为李鸿章论直隶治理及中外交涉的长信2通8页，围绕直隶赈务、洋务、河工、人事、财税等内容而作，涉及鲍源深（华翁）、周家楣（楣翁）、黎兆棠（召民）、周恒祺（福皆）、叶伯英（冠卿）、熊育钖（纯如）、谭胜达（榛皋）、沈秉成（上海沈道）、王肇晋、曹德森、陈以培等，分别作于1873、1878年。未见发表。

　　写信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武英殿大学士，即将达到其仕途巅峰；孙观与李为进士同年、安徽同乡，时任直隶布政使，是李在直省的财政与行政助手。

　　“八月廿日”信中，李氏谈到秘鲁虐待华工事，其特使“节前后到沪，即可至津”，寻求与清廷立约。查《李鸿章年谱长编》，同治十二年九月初二日，秘鲁使臣葛尔西耶（Garcia）至天津，初四日拜晤李鸿章，与信中所述行期相近。据《李鸿章全集 信函二》载《致总署 与梅辉立议秘鲁事并派容闳往查华工》，九月十六日，李告以须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中国且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事，与信末所述“总署商令该国送回粤工，声明以后不准招工，方与立约”吻合，可知此信作于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873年10月11日）。

　　“四月廿六日”信中，李氏谈到孙观即将交卸直隶布政使职，而新任黎兆棠以病辞不赴任，遂有意令甫交卸福建布政使的周恒祺承乏。检《李鸿章全集 信函四》载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致胞兄李瀚章函，谓“省斋为黄庶子、廖侍讲劾去。其人心地平正，而才不足以济之，本有退志，正中下怀。俟黎召民四月初八觐回省，即挂帆南下，亦可羡也。新藩周福皆到任尚早，经笙所赏识，恐亦非干济之选”，可知孙观系因受到黄体芳（詹事府左庶子）、廖寿恒（翰林院侍讲）弹劾而去职，而孙氏彼时“本有退志”，正合其意，待周恒祺继任即可挂冠归里。全集所载人物行止，与此信契合，故此信作于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六日（1878年5月27日）。值得一提的是，写信时正值“丁戊奇荒”期间（1878年为戊寅），信末所及赈济饥黎情节即关直隶灾情。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一字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是近代洋务运动实际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中兴四大名臣”。

　　孙观（？-1889），字国宾，号省斋，安徽舒城（今六安）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治八年（1869）任广东按察使，次年署广东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任直隶布政使。

　　李慈铭 致潘祖荫、潘曾绶论学济困的信札册

　　1865至1882年写本

　　2册88页 纸本

　　31.5×17 cm×2（册页尺寸）

　　提要:潘祖荫、潘曾绶上款。

　　此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李慈铭信札2册，计75通88页，为市场所见数量最大的李氏信札。

　　两册通篇花笺，形制精美，内容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周作人《名人书简抄存》等互相呼应，展示丰富细节，2020年中国书店单行本出版。

　　信件作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八年（1882）间，涵盖李慈铭两次“长安居”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经济、健康、学术、交游、政治观察与心灵世界，围绕润笔馈赠、代作应制诗文、参与刻书校碑、整理金石文献等作，不仅是李、潘近二十年交谊的重要记录，也是研究同光时期京师高层文人交往模式、经济生态、学术活动与心态史的原始文献，兼具系统性、丰富性与私密性，堪称一部微型的“越缦堂外史”。

　　诸信主要关乎李、潘二人与清流同仁的交往，谈到曾国藩、张之洞、翁同龢、李文田（芍农）、朱一新（蓉生）、徐郙（寿蘅）、陈翥（汝翼）、周寿昌（荇农）、王先谦（益吾）、袁昶、樊增祥（云门）、丁晏、冯焌光、王彦威（弢夫）、朱逌然（肯夫）、董祐诚（方立）、潘曾沂（功甫，潘祖荫伯父，诗人）、潘观保（辛芝）、刘有铭（镌山）、谭献（仲修）、王懿荣（廉生）、姚诗雅（致堂）等。

　　信中揭示的潘祖荫、李慈铭持续近二十年的权门与寒士的共生关系，在历史上有典型意义。李为“落拓京华”的绍兴才子，潘乃出身苏州贵胄、位极人臣的朝廷枢要。李氏虽名满天下，然宦途困顿，长期旅居京师，生计极为窘迫。本批信札中最触目惊心者，莫过于其屡屡向潘祖荫告贷求援之陈述，如“岁事已渐得支持过去，以弟向不欠债，故薪米予以一半亦得了矣”“弟日来大窘，竟有天荆地棘之苦”“今年以病甚尤，一事不能为，沟窦在前，亦是分定”等，直言其困。而潘氏则屡施援手，信中“重拜惠朱提十八金”“再拜廉泉一溢”“再承丰贶”等谢语频现，乃至有“恃于执事不患伤廉，知己之信，何时能报耳”之感慨。真实呈现了晚清名流学者依赖友朋接济的典型生存状态，亦彰显潘、李二人超越寻常的深厚情谊。这种在身份悬殊之下的特殊关系，实为一种基于“文字之交”的共生默契。李慈铭虽在信中自陈“累公以活，将欲何酬”，潘氏则每每以“厚分俸入”“重拜廉金”，解其“天荆地棘之苦”。然此非单方乞索，李氏始终以笔墨才华回报，代拟大量应制诗文、金石题跋、校勘序跋。这种蕴含文人尊严与礼尚往来的经济互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施予和授受，是二人保持数十年交谊的重要原因。

　　其中详细记录李慈铭为潘祖荫提供“文字服务”的具体内容，可据以探究部分著述的实际创作者，坐实了李作为潘重要“文笔”与“学术顾问”的角色，使其大量散佚代笔作品的归属得以确认，具有较高的文献考证价值，可补正李慈铭生平与著述。最具代表性者，是为潘代拟宫廷应制诗，如奉题慈禧太后绘画之作，需在严格限制下创作数十首，李慈铭虽叹“不谙宫体”“难极窘极”，仍勉力为之。信中所录《题克勒马图卷》七古一首，为李慈铭自编诗集及后世辑本均未收录的佚诗，堪称遗珠。此外，潘祖荫主持刊刻的《滂喜斋丛书》中，多部著作（如《越三子集》）的校勘、作传乃至序文（如为郭嵩焘《礼记质疑》所作序），实出自李慈铭手笔，然皆未署名，成就了潘氏“喜刊书”的雅名。

　　李好臧否人物，在信中不乏对时政与人物的私下评议，如论丁晏“其文亦太有学究气，非通人也”；评冯焌光时言辞最为刻薄，“粤人冯焌光者，为李若翁、张香涛所重，独潘孺老目为反面孝子，韩紫东亦深贱之。今观其西行日记，孺老之目不虚也。此等人竟入忠义传，不畏后人笑倒耶”；对丁忧期间的王先谦评价甚高，“王益吾丁母艰，此人近日极用功，可交人也。与弟极好，其在祭酒，亦甚整顿，此甚可惜”；对王彦威、樊增祥二人亦有好评，“二君才调既佳，性情亦挚，并一时之秀出，明岁春风，必当出大贤门下矣”。

　　李慈铭晚年多病，信中“入夏以来，体益孱惙”“比患风寒，半旬卧热”“久苦咳嗽”等描述比比皆是，使其文字常带悲凉之色。“西崦日迫，又无一亩之宫得以投止”道出其人生末路的飘零之感。潘祖荫逝后，李慈铭“泫然欲绝”并为之撰墓志铭，足见情谊之深。

　　李慈铭（1829-1894），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号爱伯，晚号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诗词古文，名闻天下。工书，善山水、花卉。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镛、凤笙，号郑盦，又号龟盦、龙威洞天主，室名八囍斋、功顺堂、滂喜斋、汉学居、攀古楼、八求精舍、芬陀利室、龙威洞天、二十钟山房，谥文勤，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人。咸丰二年探花，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富收藏，善书法。

　　潘曾绶（1813-1883），字绂庭，别署秋碧、蝶园，室名同心堂、忆佩居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潘曾莹弟，潘祖荫父。道光十二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国史馆总校，内阁侍读。以诗文名，喜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