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国际拍卖行协作共赢拍卖项目

　　御制诗中的治国理念与艺术寄托

　　这幅画作理政的深层意涵，可通过同年（壬申年）自作的《水周堂》一诗（收录于《御制诗二集卷三十二》）得以佐证。诗中“湖上构洞轩，四面沧浪意。凭栏搴白芷，沙棠不须试。卧波虹饮练，倒影山澄翠。怡性翰墨芳，乐志智仁备。水周拟虚舟，浅言具深义。常凛荀卿论，匪慕庄生致”，每一句都与画作形成呼应。

　　“水周拟虚舟”直接关联《柳塘凫浴图》的创作地“水周堂”，“拟虚舟”以《庄子》中“虚己以游世”的“虚舟”为喻，表面说“水周堂”如虚舟般轻盈浮于湖上，实则暗含乾隆帝的治国思考——虽居帝王之位，却需保持“虚心纳谏”“不恃权傲物”的态度。诗的最后两句是核心落点，“常凛荀卿论”体现乾隆帝尊崇荀子“礼法并施”“重教化、强秩序”的儒家治国思想，与清代“以儒治国”的国策一致；“匪慕庄生致”则明确表示，虽用《庄子》“虚舟”意象，却不追求“避世归隐”的道家境界，而是要以“虚怀”之心行“儒家治世”之事，既回应前文“沧浪意”，又强化帝王“积极入世、担当治世”的核心追求。

　　（三）画作中的家庭温情与平安祈愿

　　《柳塘凫浴图》的创作之年，还与清宫一桩重要喜事交织，乾隆十七年（1752年）二月，时为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后追封淑嘉皇贵妃）在圆明园五福堂诞下皇子爱新觉罗・永瑆，此子在乾隆帝17位皇子中排行第十一，亦是其晚年身边较为年长且活跃的子嗣之一。

　　永瑆自幼年便展露出众才情，尤其在书法领域天赋卓绝，与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为“清中四书家”，是清代书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家。乾隆帝对这位皇子的书法造诣尤为认可，常召其入宫品鉴内府书画，晚年临摹“三希帖”时，还会特意让永瑆在旁侍笔，父子共同探讨笔法章法，传为清宫文化雅谈。奶奶崇庆皇太后对永瑆也极为宠爱，在临终之际，还特意将原陈设在寿康宫的陆机《平复帖》作为“遗赐”赏给了永瑆。

　　乾隆十七年（1752年），崇庆皇太后六十大寿的喜气未散，皇子永瑆又恰逢此时降生。双重喜悦之下，乾隆帝于新筑的祝寿专属建筑“水周堂”，挥毫创作《柳塘凫浴图》。从创作意蕴来看，这幅画特意选取“柳塘”“凫浴”为核心意象:“柳”谐音“留”，暗含“留住平安”的祈愿；“凫鸟戏水”则是古人眼中“祥和安康”的象征，二者结合既贴合新生儿诞生后对“岁岁平安”的期许，更承载着乾隆帝对幼子永瑆健康成长、一生顺遂的美好祝愿。这幅作品绝非普通写生，它既暗藏对母亲的感恩敬孝之心，也寄托着对受宠皇子的舐犊之情，堪称融“政治意涵”与“情感表达”于一体的特殊画作。

　　同年，乾隆帝还题有《沈周写生二十四种》（收录于《御制诗二集卷三十三》），诗中“春水萍茵暖，元都蕖露融”以“春日水域”为意象载体，将“海晏河清”的政治理想视觉化，构建“盛世如春水”的审美隐喻，“沸卉归群夥，浮深若履空”则借鸭子“归群”的合群性与“浮水若空”的自在态，将“生灵生存状态”与“皇权统治效能”绑定，暗喻子民在皇权庇护下安居乐业，使“鸭题材”突破传统花鸟画“写生”范畴，成为承载“国泰民安”统治哲学的符号载体。

　　二．被低估的创作者:乾隆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视野

　　（一）扎实功底:从书画研习到创作实践

　　提及乾隆的艺术能力，世人多聚焦于他的“收藏”与“题跋”，却往往忽略其自身的创作功底。乾隆自幼研习书画，书法上兼学赵孟頫、董其昌，笔法圆润醇厚，存世作品超十万件，可见其笔墨认知极为扎实；绘画则擅长山水、花鸟题材，深谙宋元至明代文人画的精髓，从馆藏的《御笔山水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岁朝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多禄图》轴（辽宁省博物馆藏）中，便能清晰窥见他对构图、设色的精准把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