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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水映盛典，凫浴藏深意

　　乾隆《柳塘凫浴图》中的万寿语境、孝思治道与艺术传承

　　于笑

　　引言:盛世背景下的帝王孝行与艺术起点

　　世人常言“康乾盛世”，这一绵延一百三十余年的历史阶段，堪称中国两千余年帝制史上的最后一段黄金时代。在国力臻于鼎盛的乾隆朝，乾隆帝对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孝养实践，成为清代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典范。

　　乾隆帝登基后，为便于日常照料太后起居，特将慈宁宫旁寿康宫按皇家规制修缮一新，作为太后居所，每日亲往问安，恪守“晨昏定省”的礼制传统。即便出京巡幸，无论是南巡、东巡，还是木兰秋狝，亦必奉太后同行，沿途依“行宫仪制”搭建驻跸之所，排布仪仗卤簿，务求在移动空间中延续皇家生活的奢华与秩序。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这场万寿庆典堪称清代皇家庆典的巅峰，规模与规制远超前代，成为盛世气象的直观呈现。为筹备此次盛典，乾隆帝提前数年规划，内容涵盖宫廷“装饰典仪”“筵宴礼制”、“贡品征集”，以及京城“街景妆点”——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粱桥，沿途依“景随步移”的造景逻辑搭建彩棚、戏台、经坛，形成“绵亘数十里”的礼仪景观带，故官博物院所藏煌煌巨制《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便是崇庆皇太后庆寿活动的写实画卷，将皇家礼制的“宏伟性”与“仪式感”推向极致，从这幅画卷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乾隆朝鼎盛时期的物质实力与文化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万寿庆典还催生了重要的皇家园林建设。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贺太后寿辰，乾隆帝敕令改“瓮山”为“万寿山”、金海为“昆明湖”，启动行宫与庙宇营建工程；次年（1751年），新园赐名“清漪园”（即颐和园），成为乾隆朝“三山五园”园林体系的关键组成。其中，“水周堂”始建于该时期，坐落于迎旭楼北侧，西临昆明湖，依“前堂后水”的园林布局原则构建，兼具居住与观景功能。“水周”二字源自《诗经》“水周堂下”的意象，既点明环水而建的格局，也暗合皇家园林“师法自然”的造园理念，乾隆帝曾于水周堂作诗十余首，均收录于《御制诗集》。至光绪年间，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水周堂”按晚清皇家规制翻建并更名为“澄怀阁”，其功能与形制的演变，成为清代皇家园林“因时而变”的缩影。而乾隆帝亲笔绘制的《柳塘凫浴图》，便与这一承载孝思与盛世记忆的建筑紧密相连。

　　一．《柳塘凫浴图》:创作背景与多重意涵

　　（一）庆典余韵中的情感与政治表达

　　《柳塘凫浴图》画幅右侧有御笔题字:“春江水暖鸭先知。壬申三月，写于水周堂。”其中“壬申三月”对应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恰是崇庆皇太后六十大寿后的第三个月，题字中提及的创作地点“水周堂”，正是此前为筹备万寿盛典专门新建的礼制建筑，画作与皇家重要庆典的关联性由此清晰显现。

　　从内涵来看，它以“吉祥清雅”的笔触，承载清代皇室“以孝治天下”的伦理内核；更借“柳塘凫浴”的生机图景，将“自然之美、个人修养、治国理念”三者深度融合——以游鸭泛水显雅致，以翰墨怡性情，最终落脚于“尊儒治世、虚怀理政”的帝王之志，成为清代宫廷绘画中兼具个人情怀与时代象征的典型范例。

　　乾隆帝（1711～1799）柳塘凫浴图

　　1752年作 水墨纸本 立轴

　　60.5×28.5cm

　　估价:RMB 8,000,000 - 10,000,000

　　题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壬申三月，写于水周堂。

　　钤印:太上皇帝（朱）、古希天子（朱）、八徵耄念之宝（朱）、石渠宝笈所藏（朱）、写生（朱）、千潭月印（白）、会心不远（白）、静中观造化（朱）、寓意于物（朱）（参见《清代帝后玺印谱·乾隆卷》第27、32、35、88、106、122、133、205、266页）

　　鉴藏印:南皮张氏可园收藏庚壬两劫所余之一（朱）、续雅（朱）

　　出版:1.《税林广记》第45页，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年5月。

　　2.《嘉德经眼录—石渠宝笈珍品》第12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5月。

　　著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七册）《石渠宝笈续编》第3868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说明:1.乾隆帝于1752年（乾隆十七年）作于颐和园水周堂（现澄怀阁），后藏于慎修思永殿，并编入《石渠宝笈续编》。

　　2.张之洞长子张权旧藏。张权（1859-1930），字君立，号圣可，晚号可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是晚清重臣张之洞长子，其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兼留美学生监督、礼部郎中、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候补四品京堂，其承袭家学渊源，精于文物鉴赏，收藏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