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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位罗汉尊者身披一袭青色风帽僧袍，帽檐低垂，更添肃穆。内袍的袖口处，精绣卷云纹饰，于素净长袍上悄然流转，成为点睛之笔。他左手持握月牙铲，右手则轻抚心口，姿态虔诚内敛。其身前第二位罗汉，额骨高耸，目光如炬，正双手合十，趋步向前。身着的赭色外袍，乃淡墨调以朱红渲染而成，色泽庄重温厚，与前者之青形成沉稳而分明的视觉对照。

　　第三位罗汉尊者身披素色长袍，左手持木杖以示降伏烦恼，右手托钵盂象征清净福田。他虽赤足行于尘途，却回眸顾盼，意态从容，有“身在尘世而心已超然”之风范。其衣纹以层叠往复的笔法勾画，生动表现出僧袍的垂重质感。与之相映，身旁第四位尊者则身着靛青长袍，眉目低垂，他左手所持之法器，有朱红缨，形制古奥。二者一站一顾，在视觉与意境上构成对仗。

　　第五位罗汉尊者身着福田衣，绘有帘纹，左手持锡杖。其杖首环环相扣，震动时发出的声音类似锡声，故名锡杖。清响可警昏沉，以惊觉内外迷惘；其杖端锋棱不犯，足下可驱毒虫，象征“持戒”而远离一切烦恼。其前方第六、七位罗汉尊者，则呈现另一番气象。二者皆着素净袈裟，色泽淡雅，不染尘俗，并肩徐行，姿态端庄肃穆。

　　至画卷中段，第八、九、十位罗汉尊者相继登场，形神各异。第八位尊者面色黝黑，其衣纹以细密繁复的笔触勾勒，线条规律层叠，如水流波纹，生动表现出僧伽梨的柔软质感；而其后的第九位尊者，陈洪绶则运用了迥然不同的笔法——以劲挺沉着的铁线描为主，线条方折顿挫，极具张力地表现出袈裟布质的粗粝与厚重。以一柔一刚、一密一疏的强烈对比展现了其线法的高超。第十位尊者，身着淡罗兰色袈裟，其眉目低垂，神态谦恭。手中执扇，或为拂去尘劳之意。

　　第十一位罗汉尊者身披“树衣”，手中缓缓捻动佛珠，于动中修持禅定。第十二位尊者则双手端持法器，其态恭敬，如奉至宝。第十三位尊者，其袈裟之上饰有涡旋纹样，暗喻佛法深广，轮回不息。他左手高执一长嘴瓶壶，把饰以螭龙卷尾，另一手持莲花一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恰是行者心性高洁的象征。

　　画境延展至第十四、十五位罗汉尊者，意趣陡然一变。第十四尊者手持一块嶙峋怪石，或是意为万物静观皆自得，山河大地露真如。第十五尊者则身披风帽僧袍，赤足踏于尘途，步履沉稳，一派苦行风范，示现修行者与大地亲近、质朴无华的本真。又尊者身旁一随行者，他双手恭谨地捧着一只朱色果盆，内盛供果累累。随行者脚上所穿葫芦形靴，与衣饰裙角处精绘的如意纹、云纹相互呼应。所绘之精美工细与二位罗汉的疏朗古拙形成巧妙对比。

　　第十六位长眉罗汉巍然静立，雪色眉毫垂落如瀑，双手袖中或在合印，默演法义。腰间一串由菱花、如意、半月串联而成的佩饰轻摆，于庄严中更见超逸之气。蒲团之上，最后两位罗汉尊者恭坐其上。一位垂首闭目，似在静听佛语；另一位手捧菱形锦纹装帧的经册，凝神蹙额，犹在参详深义。二者一收一持，共构禅境双璧。

　　画卷终章，意境臻于圆满。释迦牟尼佛端坐于浑朴巨石之上，象征“法身常住，如如不动”。佛陀眼眸低垂，目光内敛，已入禅定；右手结印，左手执清凉法扇，应意为拂去众生烦恼。袈裟的衣纹线条层层叠叠，疏密相间，既表现出袈裟的厚重质感，又通过线条的转折起伏勾勒出躯体状态。袈裟施朱红，绘以祥瑞纹样，更显法相庄严。其侧观音大士女装男相，头戴金色宝冠，耳垂翠环，其身所披的白袍，衬以花青，体现莹洁无染的洁白之感。观音目光澄澈，祥和空灵，立于佛陀之侧。

　　通览全卷，从开卷至收尾，陈洪绶以其高超的布局能力，营造出一种引人入胜的沉浸式观画体验。这种将核心内容置于画卷末端的独特叙事手法，亦可见于其《晋爵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等经典之作。他通过手卷的特性来进行视觉引导，使观者在展卷的过程中，视线与思绪随之层层递进，最终汇聚于故事中“压轴”登场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