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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 仿竹雕黄釉雕瓷双骏图笔筒

　　“大清道光年制”款

　　H:11.5 cm

　　估价:RMB200,000 - 300,000

　　此件作品为雕瓷佳作，笔筒圆口直壁，器型周正，隽秀挺拔。器身外壁通景黄釉为地，仿竹雕减地阳雕之技法，刻画柳荫下双骏悠然自得之景，作品取材于中国传统绘画，画面中双骏眉目相顾，成双成对，其后山石嶙峋，树枝遒劲，垂柳丝丝，骏马或低头觅食，或悠然回顾，动静相宜；值得关注的是马尾以及柳叶等处刻画更为精到，马尾根根分毫毕现，柳叶随风摇曳，动感十足，展现了雕瓷艺人极为高超的艺术造诣。口部与底部圈足施褐点，以达到仿竹节之效，底部阴刻“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整器布局考究，雕工细腻，张弛有度，为道光御窑文房佳作。

　　雕瓷是乾隆朝之后出现的独特新颖的雕塑流派，道光雕瓷是继乾隆之后出现的独特新颖的雕塑流派，在乾隆仿生瓷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其中刀工细腻，线条流畅，以仿竹雕的竹黄釉器居多。将文人的艺术精神融入创作之中，有别于普通工匠的雕瓷。本品亦颇有雕瓷陈国治大师之风，陈国治为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1861）景德镇雕瓷名手。且此类雕瓷作品大多落作者名款，落年号官窑款者较为罕见。

　　清康熙 郎窑红釉笔筒

　　D:10.1 cm，H:14 cm

　　估价:RMB1,000,000 - 1,500,000

　　笔筒口沿与足端略向外撇，筒身中部微有内敛，形成优雅的弧线。此造型延续了明代以来文房笔筒的经典制式，既端庄稳重，又富于线条变化，体现了古人对于器物造型的精准把握与审美追求。

　　外壁所施郎窑红釉，乃康熙朝铜红釉之典范。釉色深浓纯正，一如初凝之牛血，釉面莹亮透彻，宝光内蕴。其色阶变化丰富:釉层积聚处可见深红斑点，宛若霞云；而口沿、转折处因釉汁流散，显露浅淡的白色“灯草边”，至底足则釉层垂而不流，釉色由深至浅，自然变幻，灵动明艳，深得明宣德红釉之神髓。乾隆皇帝曾盛赞此类釉色“晕如雨后霁霞红”，认为其美感非朱砂、红宝石所能比拟。

　　高温铜红釉之烧成，堪称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巅峰。其发色依赖于釉料中铜元素的还原反应，对窑内的温度与气氛要求极为苛刻，稍有偏差，便难以呈现如此理想之鲜红色，故有“十窑九不成”之说。郎窑红釉色殷红如血、脱口垂釉、至底不流的典型特征，正是其非凡工艺水准的体现。

　　铜红釉技术肇始于唐宋，成熟于元代，至明初永宣时期大放异彩，后一度中断。清康熙时期，在督陶官郎廷极的主持下，此类红釉得以成功复烧，并发展出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检索艺术市场，2025年11月6日邦瀚斯释出康熙郎窑红釉笔筒，成交价为113,700英镑。

　　清康熙 青花“飞鸣食宿”博古图笔筒

　　D:17.6 cm，H:15 cm

　　估价:RMB265,000 - 365,000

　　本品直口，筒腹，玉璧底，内绘青花双圈。通体青花为饰，画面一隅以博古图为饰，钟鼎彝器、琴棋书画，尤为特殊的是，案几上绘有角端一只，身形魁梧，活灵活现，是以具象的瑞兽绘法表现铜质瑞兽，颇为独特，同类亦可见绘持莲童子者，亦是具象绘法，但所表现亦应为铜质或瓷质者，为典型熙朝文房佳器。此笔筒既有丰富的生活情趣，不乏文人气息，更平添瑞意，为文人雅士案头陈设佳品。本品青花发色淡雅，纹饰描绘细腻，实为同类器之上品。

　　清乾隆 唐英制仿石纹釉墨彩诗文笔筒

　　H:11.1 cm

　　估价:RMB2,160,000 - 3,160,000

　　本件拍品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见《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此件笔筒圆体、直壁、平口。胎体坚实，形制规正。器内、外壁作仿石纹装饰，色彩深淡相宜，纹路舒展相间，绘图如天然云气状自然有序，又似行云流水般酣畅。壁体一侧留诗文“一塌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意为清风拂过，吹动书页翩翩起舞；明月映窗，照得墨迹仿佛散发花香。短短两句勾勒出文人雅士在清幽环境中与诗书为伴、沉浸于笔墨天地的闲适意境。尾落矾红“隽公”“翰墨”篆书阴文、阳文印。

　　纵观今日公私收藏，公认的唐窑自制笔筒，数量稀少，能流通者更甚，而且品相多有瑕疵。自雍正六年始，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身份驻节景德镇，负责协助常驻淮安的督陶官年希尧处理窑务，传旨烧造的瓷器，均由年希尧家人持样交景德镇御厂烧造办理。御厂总理年希尧住淮安关署，每岁只春秋两次去景德镇巡视窑厂；驻厂协理唐英亲自办理制造细事。此后，唐英便与清代官窑督造事业结下伴随终生的不解之缘。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年，在唐英长达二十八年的榷陶生涯当中，不但为清宫烧造过许多精彩绝伦的旷世佳器，同时亦为自己之需用而烧制出各类瓷器，后者简称为“唐窑私物”。

　　与唐英其他私物相比较，本品拥有它们不常有的特点，便是其落款。唐英擅长使用闲章装饰自制瓷器，以达点睛之妙，而且前后使用数量丰富，多达数十种，但没有专门规律，似是信手拈来，其中“片月”与“翰墨”使用次数较多，“片月”往往作为引首章，与“翰墨”印前后呼应。余例常见为“陶铸”“陶榷”“隽公”“蜗寄居士”“古柏堂”等为主，偶见用“陶成居士”“沐斋居士”，但例如本品所用“隽公”搭配“翰墨”篆书阴文、阳文印例极为罕见，可见一例，为上海博物馆藏“唐英亲制洋彩米芾赐砚图诗文笔筒”，主题纹样是米芾、苏东坡磨墨试砚的典故，空白处题写行书《东坡诗话》诗文“玉砚莹然出尚方，九重亲赐米元章。不因啖吐珠玑力，安得瑶池到玉堂。”后署“沈阳唐英”四字与“翰墨”红章，底书矾红彩“乾隆年制”四字款，载于《中国陶瓷全集》，卷15，上海，2000年，图版22，亦见于《文物》，1989年，卷7，页83-84。

　　清嘉庆 青花御题诗文海棠盘

　　“大清嘉庆年制”款

　　L:16 cm

　　估价:RMB180,000 - 280,000

　　本品呈海棠形，下承四条形足，内外壁以青花绘缠枝莲纹，盘心留白开光内书御题诗文，诗云“佳茗头纲贡，浇诗必月圆。竹炉添活火，石铫沸惊湍。鱼蟹眼徐扬，旗枪影细攒，一瓯清兴足，春杯避轻寒。嘉庆丁巳（1797年）小春月之中瀚御制”、钤“嘉”“庆”。诗文章法严谨，颇显书写功力。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于官窑瓷器上书写御制诗文为饰仅见乾隆、嘉庆二朝，且嘉庆传世作品更罕，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嘉庆青花开光御题诗文海棠式茶盘，文物号:故00161123-685，录于《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283，图178。嘉庆丁巳即嘉庆二年（1797年），由此可知本品为嘉庆早期御窑制品，此时乾隆皇帝仍以太上皇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