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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

　　“大清康熙年制”款

　　D:19.6 cm

　　估价:RMB1,600,000 - 2,600,000

　　备注:源自上海户出

　　作为一代明君，康熙深谙汉文化之政治影响，便有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以统治大清江山。当曹寅还在扬州为刊刻《全唐诗》极力筹备的前后，远在百里之外的景德镇，一只全身书写着近千字文章的笔筒诞生。

　　西汉时著名的四川大才子王褒，曾写过一篇《圣主得贤臣颂》，歌颂汉宣帝刘询礼贤下士，全国人才都能得到重用，各安其位。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王褒被皇帝留京重用。

　　一千多年后，这篇文章被景德镇御窑厂的窑工们书写在了一只青花釉里红笔筒上，以唐人小楷笔法撰全篇长文（《饮流斋说瓷·说款识第六》曰:“书长篇成文者，如《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皆全篇录齐，笔法出入虞、褚，均康窑之铮铮者。”），文末钤釉里红“熙朝传古”四字，有盛世之朝代代传袭之意，青花与釉里红发色皆甚为纯正，说明景德镇御窑已经纯熟掌握了失传百年的高温釉下青花釉里红工艺，流芳至今。

　　笔筒直筒形身，平底，底微内凹，底心有一圆形脐。胎壁较厚，规整浑厚。内外均施透明釉，底脐外一周无釉，脐内有釉并书三行六字“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较为疏朗。外壁书整篇青花题文，为西汉王褒应汉宣帝之诏所撰长篇文章《圣主得贤臣颂》，字体秀逸，笔法遒劲，有虞、褚、欧、赵之风骨。

　　此笔筒无论从造型、主题、装饰、款识上看，都堪称康熙一朝官窑瓷器的代表性作品。《饮流斋说瓷·说款识第六》曰:“书长篇成文者，如《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皆全篇录齐，笔法出入虞、褚，均康窑之铮铮者。”叶哲民先生也认为此类笔筒“全篇用小楷书写，十分工整可观，而其前后各朝瓷器上均无此种作品，具有异常鲜明的时代特征”。

　　康熙皇帝为巩固初定的国家，大兴文治，打破满汉之分，弥合民族裂痕，扩充稳定基础，特兴“博学鸿词科”，提拔各种人才为国家所用。康熙在其《制砚说》中写道:“朕御极以来，恒念山林蔽泽，必有隐伏沉沦之士，屡诏征求，多方甄录，用期野无遗佚，庶惬爱育人才之意。”也体现其对贤臣的渴求。《圣主得贤臣颂》恰从这种君臣关系入手，鼓舞士人实现青云之志，报效君国，因此成就了那一时期此种装饰的流行。

　　诗文题记出现于瓷器之上，当推唐代长沙窑瓷器，宋代磁州窑得以发展，至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之上较为多见，而长篇的诗文题记则出现于清代康熙时期，主要有《出师表》《后出师表》《赤壁赋》《后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等。这件笔筒题头及末尾之间有釉里红“熙朝传古”四字篆书方款，与楷书题文相比，显得卓然古朴，不失为一件风格独具的康熙御窑名品。

　　本品胎釉细腻，青花釉里红发色纯正，为康熙青花釉里红之代表作。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2000年，图版189；另一例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四卷（上册）》，北京，2005年，页110；及上海博物馆藏，录于汪庆正编，《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香港，1998年，图版19。利国伟爵士藏一例，分别于1982年11月8日，编号170；及2018年10月3日，编号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