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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游于艺者，玩物适情也。”明清之际，“玩物”风尚流行，文人多秉持“玩物适情”的观念，提倡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获得统一，是为悟“道”的途径。因此富有才情与机巧的“长物”成为衡量明清文人生活境界的重要尺度。

　　紫檀错金银 陈介祺万印楼印盒

　　清

　　8.5×5.8×2.4cm

　　印文:婕妤妾娋 淮阳王玺

　　款识:一、金宣介寿。

　　二、万印楼藏汉玉印，唫雅斋据十钟山房印举仿作。

　　提要:潍坊嵌银髹漆技艺，据《潍县县志》记载:嵌银技艺由潍县南门里人姚学乾相传而来。后传潍县田智缗、田子正兄弟，开设“唫雅斋”专做嵌银漆器，将嵌银工艺发扬光大。用珍贵红木制作的嵌银底座和撑架，与古文物珠联璧合。

　　姚元之款 书法黄杨笔筒

　　1836年作

　　H:12.2cm,D:12.9cm

　　款识:王羲之书如壮士拔山，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堕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道光丙申二月竹叶亭生姚元之法于小红鵞馆。

　　提要:笔筒以黄杨木为材，微微束腰。包浆厚重莹润。通体无雕饰，唯刻铭文，隶书徐渭《书论》选段，字口原填有绿漆。

　　姚元之，字伯昂，号曼卿。安徽桐城人。父姚原绶官任六安州学政。姚元之出身书香门第，曾问学于族祖姚鼐，与崔旭、梅成栋并称“张门三才子”。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十四年（1809年）入直南书房。之后历升咸安宫总裁、右春坊右中允、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十三年（1833年）升工部右侍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福寿连福老坑书卷砚

　　清

　　21×14.5cm

　　提要:端砚制，石质细腻，砚体为长方形，砚面上端浮雕云蝠纹，云雾缭绕，蝙蝠飞舞其间，灵动异常。因“蝠”与“福”谐音，寓意“福从天降”，美意连连。材精工巧，寓意吉祥，为罕见精品。

　　老坑鹅形端砚

　　明

　　L:20.8cm

　　提要:砚以端石为料，色紫，质地细腻温润，作鹅形，鹅背即为砚堂，翼环抱边洼入处为墨池，首回至砚面，大巧不工，浑然天成，极具文人雅趣。

　　出版:一、《东京精华砚谱 第175卷》，平成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P14-15。

　　二、《中国の砚》，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P092-093。

　　清代将文人书法刻制为木匾、匾额的风尚与“崇儒重道”密切相关。清代考据学兴盛，金石学复兴带动了对古代碑刻与文字传承的重视，使得书法不仅局限于纸帛，更广泛融入建筑空间与社会礼仪之中。匾额成为商铺、园林、寺观等处彰显雅俗共赏文化品位的重要载体，强化了“以文载道”的传统。其融合了书法、雕刻、漆艺等多种工艺，成为综合性的艺术珍品，体现了清代工艺美术与文人审美的深度融合。书法匾额作为“雅文化”的象征，维系着士人阶层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

　　清 杨岘书“鹏云仙馆”木匾

　　207×59cm

　　钤印:臣岘之印、杨岘

　　款识:鹏云仙馆。杨岘题。

　　杨岘（1819-1896），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中国清朝书法家、金石学家。著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与吴昌硕交往甚密，于书法、诗文切磋甚多。

　　清 翁同龢书七言联对匾

　　225×25.5cm×2

　　钤印:翁同龢印、叔平

　　款识:亭上雄文凿青石，槛前修竹忆南屏。叔平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进士，赐一甲一名及第，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西江。为同、光间书家第一。

　　诗书画印，文人篆刻，以刃为笔，将一方顽石凿出文人之凝骨，在方寸间篆刻出乾坤意象。本季秋拍寄畅——信札写本 金石书画专场不仅云集诸多篆刻名家，如陈巨来、方介堪、王福厂等。更推出“印鉴雅集 文人印钮”专题，以文人印钮史为框架，呈现了流派印钮的诸多经典样式，展现出顶级文人印钮的气质，别具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