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香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品鉴定开始征集

　　历来弘旿的作品中，尤以进献之作备受推崇，他的精心绘制，尝尝被入选《石渠宝笈》以示宝重，如前几年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中的《松桂长春》就是一例。作为敬献堂兄乾隆帝的生日礼物，画面以桂花呼应乾隆生辰的金桂时节，以月季花（长春花）契合乾隆的喜好，松桂延年、长春永茂，饱含宗室晚辈对帝王的美好祝愿。若说《松桂长春》是他献给帝王的华美祝词，这幅《秋山隐居图》便是他写给自己的笔墨手记，没有像宫廷画家那样炫技，也没有像野逸文人那样疏放，而是以宗室身份，既守住了《石渠宝笈》推崇的精工规范，又含文人画的真挚意趣。

　　《秋山隐居图》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中秋，是弘旿45岁盛年的代表作。此时他已褪去早年摹古的拘谨，将董邦达的精工与黄公望的淡远熔于一炉，在这幅画里织就了一段宗室文人的“秋林逸梦”。山亭中，两位高士对坐。右侧一人侧身抬臂，似在点评墙上的书画；左侧一人垂手安座，姿态舒展，目光轻落向亭外，像在眺望、静候另一位友人前来。下方溪畔，一人执杖徐徐前行，抬首似在确认与山亭的距离，身后小童肩扛古琴，紧随其后。两位高士遥遥相接的目光之间，一只仙鹤正单腿独立，也似望向山亭，为迟来的人指路。四人一鹤。无论是用色还是用笔，都细而不碎、雅而不艳，工而不板、淡而不薄。

　　这些细节里，弘旿没有用夸张的笔墨，而是以恰到好处的工细、写意，让画面没有秋山惯有的萧瑟，反而透着一股雅致的暖意。像是人物的衣物，用淡赭、花青晕染褶皱暗部，不显厚重，衬出文人的清瘦儒雅。鹤仅用墨色点扫翅尖，显其素洁，没有浓墨重彩，却让冷寂的秋山多了一丝灵动的生气。亭柱、围栏、桌案、茶具等物，仅用界笔勾出轮廓，简而不空，恰合文人“案头无俗物”的清雅。亭上的每一片瓦楞都细密排列，屋脊与檐角颜色略深，瓦面略浅，既显得规整，又避免了刻板。山石则取法黄公望浅绛山水的韵致，并用董邦达的细皴密擦，使山岩的纹理层层叠加，却不见笔痕堆砌，反而衬出秋山的温润。而秋意则尽显在对植物的描绘中:近景溪畔的两株松树，枝干皴出鳞甲状纹理，松针则成簇排列，再以淡花青晕染，既显苍劲，又带秋凉的淡蓝色调，与旁边的红叶形成冷暖呼应。中景山亭旁的枯树，用蟹爪瘦硬的笔法绘出枝干，枝梢处仅留几片残叶。亭后竹林用个字点、介字点画叶，淡墨轻扫出丛丛荫凉，衬出秋林的疏朗。远景云雾氤氲间，露出几重屋宇，似隐非隐，少了一分避世的孤绝，更像是宗室文人在仕途沉浮后，于笔墨中寻得的“心远地自偏”。此刻，秋山的红叶不是喧闹盛景，而是隐士眼中秋光自好的点缀——秋之清、月之静，都藏在这淡赭色的枝桠间。

　　题识写道:“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中秋月”，这一年弘旿虽已复封奉恩将军，却早已看透仕途起落。弘旿身为清宗室子弟，系乾隆皇帝堂弟，作为天潢贵胄，他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激烈的政治纷争，却始终难逃身份带来的言行桎梏与猜忌风险。官场应酬的虚与委蛇与宗室立场的微妙平衡，皆非他能自主掌控。唯有书画，是弘旿得以安放本心的绝对安全领域。中秋之夜，月色清辉漫洒，他挥毫落墨时全然挣脱“应制”的桎梏，撇去“上款”的恭谨，褪去所有迎合与恭维的伪装。于是，画中没有帝王宗室的“庙堂气”，仅仅是一幅中秋夜的对月闲笔——以秋山红叶为纸笔，邀古人对坐，把身份的枷锁轻轻放在了画外。虽题“中秋月”却未直接画月，也许恰恰是弘旿的巧思。文人画不求形似，画“中秋月”却不必拘于“画月”，而是借秋山的清寂氛围暗写月色。淡墨晕染的山岚、冷寂却温软的松针与红叶、赴约与闲坐的文士，都是“中秋月夜”的意境投射。这种“不画而有”的手法，正是文人画“以意胜形”的特点。中秋月悬于空时，观者才能从画面的清寂里感知到“月在画外”。

　　《秋山隐居图》最难得、最可贵的，正是这份兼具《石渠宝笈》的工细法度与文人画的写意格调，不炫技、不疏放，道尽了弘旿仕途沉浮后的本真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