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国际拍卖公司销售推荐拍卖公告

　　佚  名（宫廷画家） 

　　蚕织图

　　镜心（12开） 设色绢本

　　48.5×48.5cm×12

　　估价:RMB 120,000-150,000

　　本件拍品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见《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1.《耕织图》的历史脉络与历代传承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专为劝课农桑创制的系列图谱，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完整生产流程，兼具农政推广功能与艺术审美价值。其源头可追溯至南宋绍兴年间，时任于潜县令的画家楼璹创制《耕织图诗》45幅（耕图21幅、织图24幅）。作品以“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为特色，既形象细腻地还原了劳动者的生产场景与技术细节，又兼具文学感染力，不仅有效普及了农业知识、推广了耕作技术、助力生产力发展，更成为后世珍视的艺术瑰宝。因其恰与“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的古代小农经济理想图景相契合，历来备受帝王推崇与嘉许。

　　如今，楼璹《耕织图》的原本及刻石已尽数散失，仅45首五言配诗流传至今。但因其完整呈现了农耕时代“耕”“织”核心生产环节，作品自问世后便深受历代帝王青睐——南宋时期，各府州县的衙门墙壁上均绘有《耕织图》的图画与诗歌，供官民观摩学习生产技艺。

　　自元代始，《耕织图》的摹刻与传承渐成风气。元代安徽休宁人程棨依据楼氏家族收藏的副本临摹复刻，使作品得以薪火相传；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摹本为邝璠所制——其编撰的《便民图纂》十六卷中，卷一《农务之图》、卷二《女红之图》便是《耕织图》的改编摹本，相较于楼璹原图，该版本缩减了图数并更换了配诗。1959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便民图纂》，收录耕织图31幅（耕图15幅、织图16幅），虽数量有调整，但核心内容与楼璹原图一脉相承，均以黑白线条绘制。

　　清代是《耕织图》传承与推广的鼎盛时期，其中以焦秉贞摹本的影响最为深远。康熙南巡时得见《耕织图诗》，有感于“织女之寒、农夫之苦”，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璹原图基础上重绘。焦秉贞为山东济宁人，师从郎世宁，深谙西洋画法，官至钦天监五官正；康熙三十五年，他奉旨采用西洋焦点透视法绘制《耕织图》46幅（耕图23幅、织图23幅），每幅空白处均以小楷恭录楼璹五言律诗一首。该作品深得康熙帝赏识，于康熙五十一年刻印成书，五十三年定为《御制耕织图》正式颁行。乾隆帝继位后，进一步广收博采、翻刻推广《耕织图》，使作品的摹刻与传播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其图案均源自焦秉贞摹本。

　　2.与传统摹本的分野:内容的增补与焕新

　　本套《蚕桑图》属《耕织图》中的“织图”系列，共十二帧，依次呈现蚕桑纺织的完整流程。十二图景各有侧重（对应流程据康熙三十五年哈佛大学藏本《御制耕织图》画题），具体为:织图第一:浴蚕，织图第二:二眠，织图第三:三眠，织图第四:大起，织图第五:捉绩，织图第六:分箔，织图第七:采桑，织图第八:上簇，织图第九:炙箔，织图第十:下簇，织图第十一:择茧（原文“择兰”疑为“择茧”，据蚕桑工艺修正），织图第十二:练丝，串联起传统农桑生产的核心环节。

　　相较于康熙年间焦秉贞所绘《御制耕织图》（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中的“织图”，本套织图略去（或散失）“窖茧、蚕蛾、祀谢、纬、织、络丝、经、染色、攀花、剪帛、成衣”等若干工艺环节，内容层面则多有增补焕新:所绘人物均为女性，其间点缀童子；树木的形制与品类有所调整，且增绘花卉陈设；房屋建筑的规制及陈设用具的细节更显精巧雅致，人物情态的刻画亦更为细腻传神。从这些增补之处可见，此作并非对焦秉贞本或乾隆年间“镂版印”本的一成不变的纯粹摹仿，乃为“焕新”。

　　3.艺术特点:宫廷画家手笔

　　本套织图采用截景法，高视点俯视取景，既完整呈现庭院房舍格局，又营造三维纵深感，突破传统卷轴画的平面局限。画面以房屋一角为核心，聚焦人物生产，高视点下屋顶、林木、后排房舍一览无余，观者可兼顾屋内井然陈设与庭院开阔景致，空间层次丰富有序，得益于对西法透视的吸收。

　　在屋内桌椅器物的刻画上也运用了这些透视原理，造型精准合度，人物置身其间，与空间环境浑然一体，毫无违和之感。但画面并未全然沉溺于西法透视的新颖，一些地方还保有中国画“曲径通幽”的意蕴。

　　本套织图人物多正面平视，以传统人物画为根基，线条为核心表现:体态修长清雅、比例合度，线纹柔和流畅，衣纹勾勒贴合动态、传递气韵，静中藏动。细节匠心独具，鬓发精微、五官简括，形简神足；运用游丝描、兰叶描等传统线法，尽显线描底蕴。同时借鉴西法写实，兼顾比例精准与动态自然，达成传统与革新的巧妙平衡。

　　本套织图景物器物刻画精微，兼具写实与审美:农具、建筑构件等清晰显材质、纹理与质感，笔触轻重虚实间真实可触。物象丰富，既装饰画面，又渲染农耕气息；树木山石与人物线条刚柔相济，树木用线苍劲，添雄浑之气。

　　细察此图技法特征:线条勾勒严谨工致，既恪守传统工笔重彩的精谨法度，又隐现西洋焦点透视的空间营造意趣，中西绘画技法交融之妙趣显著；兼以“政府劝农”的官方创作初衷为佐证，此图当断为清代宫廷画家手笔。

　　4.作者溯源:指向宫廷画家徐玫的多重印证

　　梳理康熙至乾隆年间人物画家脉络时，徐玫所作《人物图》册（实为“秘嬉图”）尤为关键。该册共八页，曾为比利时尤伦斯夫妇旧藏，于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以739万元成交，其画风与本套《蚕桑图》多处细节呈显高度契合——二者人物线条均采用细腻灵动的“游丝描”，设色皆取妍丽明快之调，开脸刻绘精准传神，人物情态、动态（如躺榻仕女的姿致）亦多有呼应；配景中的“竹子”“桐树”“梅花”“盆景”“花卉”“勾栏”“树石”等物象摹写，亦见技法与审美取向的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