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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 3199

　　17世纪 · 铜鎏金四臂观音坐像

　　高:35cm

　　来 源

　　早年纽约佳士得，（印度与东南亚艺术），Lot.147，成交价97000美金。

　　说 明

　　观世音菩萨是佛教著名菩萨，象征慈悲与智慧。藏传佛教中，观音形象多样，四臂观音是其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常与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合称“三大依怙主”。其所持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被视为解脱六道轮回的心咒。

　　此尊四臂观音像，头戴镂空花冠，顶束高髻，余发垂肩，缯带飞扬。面相圆润宁静，耳饰圆环。上身披帔帛，帔帛于两腕间绕成独特半圆环；佩项圈、璎珞及钏镯。帔帛与僧裙写实生动，垂于座前的帔帛尤具柔软质感。全跏趺坐，胸前双手合十，另二手举于身侧。整体风格宽大恢宏，手法写实，工艺精湛，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铜镀金四臂观音像高度相似，展现出鲜明的清康熙宫廷造像特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铜镀金四臂观音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时期。康熙帝虽不如其子虔信，仍保护藏传佛教，如册封班禅、兴建寺庙，并特设“中正殿念经处”引进宫廷，负责诵经祈福与早期造像。康熙造像承明启清，造型规范、气势恢宏、工艺精细、形象写实，有别于雍乾风格。现存康熙造像中，带纪年铭文者极少（不足十尊），且形式不一（多为具体干支），属特殊产物，故纪年铭文非其普遍鉴定标准。然此少量纪年像为鉴别提供了重要标本。

　　铜器作为华夏文明的独特载体，其本质在于“器以载道”的精神传承。战国《易传》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中，并非抬“道”而贬“器”，而是以“形体”为分界线，指出了“道”与“器”两者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从商周青铜礼器的庄重威严，到明清文人器物的清雅脱俗，华夏人最早使用的铜器，贯穿了时空与形体的限制，通过工艺和设计，将“道”与“器”彻底合一。尤其明代宣德炉的出现，将这种“道器合一”的理念推向极致——其精炼的铜质与含蓄的造型，既承载着皇室礼制的庄严，又寄托着文人“格物致知”的哲思，成为贯通不同阶层的精神符号，刻录在世人的灵魂深处。

　　《易传》最早诠释了“道”与“器”的关系

　　本次铜器专题精选清·双龙耳四方炉带座、明·“养闲清玩”款铜压经炉、明·铜嵌金银英雄杯、清·铜胡人抬炉等代表性器物，皆在有意将“道器合一”带来的平衡感一一道出:繁复的炉身龙纹浮雕，是“受命于天”欲望的极致化表达；压经炉通过温润的皮色与雅致的款识，传递文人"澄怀味象"的审美追求；将西域元素融入本土器物的视觉体现，呼喊的是人类潜意识中“天下大同”的渴望。这些“器”不仅是工艺的结晶，更是历代先贤将经验生活中所萃取的生命感悟与宇宙观照熔铸于形的精神见证。当我们的目光与这些历经沧桑的铜器相遇时，实则是与古人进行着一场超越时空的“以器观道”的对话，直面对我们与古人共同叙事方式。

　　Lot 3177

　　清 · 『大明宣德年制』款双龙耳四方炉带座

　　尺寸:45×24×43cm

　　来 源

　　杨炳祯旧藏。

　　说 明

　　此熏炉铜质，经范铸錾刻而成，整体结构由炉盖、炉身和炉座三部分构成。呈立姿。

　　其中炉盖作长椭方形，拱顶镂空錾刻在祥云间团绕穿梭的数条飞龙，缠绕间布满疏孔以利烟气散逸。盖顶中央设有龙纹大钮，以便揭离置放香料。龙钮呈坐姿，其高额粗眉，双角后延，凸吻阔鼻，阔口尽张，獠牙外露，两腮长须粗壮，利爪尖锐，长身盘绕于盖面，一幅威风不可一世的模样。盖之肩面则连续錾镂不同造型的“寿”字及龙纹；盖口边缘设方凸唇。

　　炉身作横椭方形，圆角平口，凸唇外侈，外唇面錾饰回纹一周，唇下浅束颈。颈部两侧以失蜡法各熔铸一腾龙，其龙体作攀附状，前爪拢于前身，后肢伸登有力，高额瞠目，龙嘴大张，作回首嘶鸣状。其身下有二板柱相连炉身为一体。炉身宽博深邃，上部外鼓，炉身外壁以錾刻手法表现形态各异的“寿”字及龙纹，两者相间布局，十分特别。

　　炉底平坦，四角熔铸兽面兽蹄足，兽面造型取法商代饕餮，颇具神秘感。下承凸唇束腰几案式炉座，下设壸门，四面錾饰双龙戏牡丹纹样。凹面中央镂铸变形寿字及龙纹。造型古朴。余地錾饰缠枝宝相花，布局饱满。

　　在清早中期，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社会发展壮大，各项工艺美术也发展至全盛顶峰状态。加之康乾二帝尊汉好古，也多有文人雅士赋诗写字等闲适情怀。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铜炉的制作也是更上层楼。

　　此件龙纹寿字炉造型高大，熔铸规整，整体集熔铸、镂錾、嵌装为一体，通体纹饰布局繁缛，整体造型富丽堂皇。尤其龙造型威武雄壮，与清代早期诸多宫廷造型风格一致，而通体的“寿”字也 与清宫多见的寿字造型相若。

　　“大明宣德年制”底款

　　可见，此炉不仅出自清早时期宫廷之内，还具有一种特殊时期的祝寿含义。其通体包浆隐若，气息冷峻，品相完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熏炉中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