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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乾隆皇帝再次来到盘山，尽管此时已经知晓有志书记载李愿隐居处在河南济源县，但他仍坚信自己的考证，特作《盘谷寺咏韩愈李愿盘谷事》诗，并在诗注中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李愿所居之盘谷，志乘属之河南济源县，盖因韩文‘太行之阳’语，向命蒋溥等辑《盘山志》已详辨之。或又以昌黎送盘谷子诗，更可为在洛阳之据。考其诗有‘燕川’‘方口’，注家谓皆盘谷附近地名。按古封域，盘山实在燕境，而济源乃晋地，不当蒙燕川之称。且田盘旧曰四正，以其形方若田，故名盘，则方口又何不可相属？然兹山著名，在汉以上，固不必数典。自唐而载籍淆讹，既不能起昌黎而问之，则亦无庸深较矣。”3

　　虽然如此，乾隆皇帝毕竟还是心有所虑，为彻底厘清此事，不久之后他便命当时的河南巡抚阿思哈亲自到济源进行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阿思哈在济源果然找到了盘谷这个地方，以及盘谷寺、李愿祠、韩愈文章的石刻等，证实李愿隐居的盘谷果然在济源。阿思哈很快于五月初七日将情况呈报乾隆皇帝，并附上了详细绘制的盘谷、寺庙、李愿住处和韩愈石刻的图说。乾隆看后恍然大悟，确认“盘谷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经过了27年的误解之后，乾隆皇帝终于获得了李愿隐居之盘谷真实所在的正解。

　　乾隆皇帝不禁感慨万端，反思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不是读书不求甚解，就是盲从，值得警醒，于是写下了这篇《济源盘谷考证》文章，记述事情原委，进行自我剖析。文章最后讲到:“陶渊明之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这既是对天下读书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规戒。不仅如此，他还亲笔御书此文，命人将其分别镌刻在济源和盘山的两处摩崖之上，引以为戒，昭示后人。

　　乾隆皇帝在撰写《济源盘谷考证》的同时，还作了一篇名为《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4的诗作，表达了“多年疑案一旦决，逸兴顿觉因之昂。独是曩岂无知者，何不忠告胸中藏”的畅快心情。乾隆皇帝这一文一诗正好与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和《卢郎 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相对应，从而完成了这位文人皇帝向一千年前唐代文章巨公的致敬。

　　玉册中乾隆御制文的书写者蒋赐棨也是鉴赏此玉册时值得关注的一点。这位蒋赐棨正是乾隆十九年敕命编纂《盘山志》的主持者蒋溥的儿子。乾隆皇帝在《济源盘谷考证》中，隐晦地批评了十几年前负责《盘山志》编纂的大学士蒋溥等因“有所面从”，在明明知道盘谷真实地理位置的情况下，却没有明确指出。在乾隆看来，这完全是蒋溥等文臣碍于自己的情面，为尊者讳，而使自己一误再误，实不应该。乾隆皇帝作此文时，想必心中恨意难平，但蒋溥已经于八年前去世，无法当面问责泄愤。而蒋溥之子蒋赐棨当时正在仓场侍郎任上，于是在将此文的御笔书迹泐刻于济源、盘山两地摩崖之上的同时，乾隆皇帝又命蒋赐棨用蝇头小楷书写此考证文章，命造办处工匠摹刻于玉片上，制成玉册。是游艺？是诫勉？真是帝王心思深似海，不可测也。不知蒋赐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书写此文的，但正是因为这件玉册的制作，使蒋溥、蒋赐棨父子二人又同时和乾隆皇帝关联在一起，冥冥之中成就了一段君臣文坛趣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