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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外交的目标:
①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②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此时，已是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和《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之后，蒋的“上谕”已经异常“高调”了，而陪着老蒋一起上庐山的胡适，既然“身在此山中”，为何还在不识“真面目”地“低调”呢？
这在他1937年7月31日致蒋廷黻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可以找到答案:
廷黻兄:
昨天（七月卅）始得读你六月八日的信。
在这个时期读此信，真有无限感概。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你在“九一八”之前所见，我在民廿、民廿三年所见，在当时所以不能实行，只为政府的力量不够实行。若政府在民廿能有民廿四的巩固，满洲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至今想来，史实如此，不足怨悔。
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
适之。廿六，七，卅一。
除正文部分，这封信还有胡适自己在十年后的批注:
此信似未寄出。
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
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适之。卅七，一，十二夜。
确如批注中所言，胡适对于抗战态度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点点转变的，他在八月中做过的不止一次的劝和行为，便是前文所引1937年8月6日日记中的内容，在同月和之前7月的日记、信札中，另有若干次劝和、外交促和的记录，在此不一一援引，只将极有代表性的8月19日的日记摘录:
昨夜谈话的人——高、周、程——所谓“低调同志”，他们要我与希圣再去见蒋先生一次。陈布雷先生今早替我们约定下午去见。
希圣来谈。下午四点半我们去见蒋先生。谈话不很有结果。我们太生疏，有许多话不便谈。但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最明白战争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的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负其咎（他不应兼任军与政）。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呢？
或许文人参与政治，很容易被人扣上一顶书生误国的帽子吧，虽然胡适当时并不知道他去美国能做什么，但在冥冥之间，他也避免了如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低调同志”日后的那般尴尬。好在，胡适有大量日记、信件电报、演讲内容留存到了今日，依照时间线阅读，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胡适对于战争和外交的认识与态度，是如何一点点变得“高调”的，以至于在1937年9月8日离开南京，辗转到达美国后，胡适很快便知道了，他“能做什么”。
以1937年9月26日下午，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大中华戏院的演讲为例。
此时的胡适，在美国人和旅美华侨眼中，还是文质彬彬的胡博士，他来美国，是作为蒋介石的特使，面对的观众是旅美华侨和美国官员、大众，目的是宣传中国的抗日。他在当日的演讲中，聊到“日本能打多久、中国能打多久、国际上将有何种可能的大变化”时，有过这样的表述:
先说我们的敌人能打多久这一问题。有很多人对这个很抱乐观，尤其是外国人。一般人总以为日本的财政不巩固，如果长期作战，一定难以支持。有人说:日本的武力是预备对付俄国的，对于中国，日本以为“杀鸡焉用牛刀”，即是用不着最大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现在中国大规模抗战起来，日本把最好的军力都用在中国，这是日本极不愿意的，如果持久下去，日本恐怕无法应付俄国。又有人说:日本民众不满意战争，如果战争持久，日本人民痛苦加甚，会起革命。这三点就我个人看来，都未免太乐观，打太如意的算盘了。
乍一看，这确实像是之前“战必败”消极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低调俱乐部”的高级会员所说的话，里面透着注定失败的情绪。
但是，胡适在此时，话锋一转:
打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然后方能作最大的努力。
这是一个文人嘴里，透着一股子杀气的心平气和，他早已对局势洞若观火。
演讲的最后，在谈到国际援助时，胡博士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
并不是叫胡博士向美国多演演说，哀哀求，就可以迫美国帮助中国加入战团的，将来日本的海陆空军自会请美国加入战团的。
请注意，此时，距美国在珍珠港坐等日本碰瓷，倒计时还剩4年多。
不得不承认，胡适的预言是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