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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A Farley是纽约州民主党的竞选老板，1932-1940期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23年结识富兰克林·罗斯福后，便一直为罗氏服务，是罗斯福竞选总统的核心人物；他与联合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起，于1932年和1936年成功地领导两次竞选活动，助力罗斯福连任总统。1940年Farley因反对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而辞职。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成为总统，Farley重新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幕后老板，直到1973年去世，James A Farley在美国政界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史密斯则是美国民主党成员、著名政治家，曾两度出任纽约州州长。

　　根据《胡适日记》考证，这篇长札，具体的日期应为1941年5月30日。1941年，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整整四年，“苦撑待变”的形势已然十分危险。当此之际，美国政要James A Farley作为美国的政要访问中国，先期抵达了上海。胡适闻讯，立即写信给在国民政府里任外交部长职的王世杰和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彭学沛，凭借自己对美国政界的熟悉和对James A Farley的了解，叮嘱并希望两位老友予以重视，并且“最好让他一见主席，将来功效甚大”。

　　胡适一生游历广泛，特别是在美国政界、学界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在给两位老友的信中，胡适称James A Farley为自己的好友，并将此人的出身、履历、性格、政治倾向以及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一一絮絮告知并谆谆嘱托。在完成信的正文部分后，似乎是怕两位老友不够重视，在眉头部分接着写了近200字的介绍，对James A Farley的政治倾向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作了进一步介绍，并引用了一句俗语“冷灶不可不烧”，嘱托一定要高度重视其访华之旅，切勿怠慢。

　　信尾，他甚至直接提议法利访华期间，安排蒋介石（时任民国政府主席）会见他，这也符合胡适在美期间，积极为国内争取国际支援的外交策略。

　　“卅晨，适之倚装”，意为胡适当天早晨，靠在行李上，临行前匆匆书成此信。想象当时的情景，国事乱如麻，或许他正在整装待发，前往下一个地方进行演讲、募捐，或许他正将公文包垫在底下，写完了这封信。函中无一字提及对两位老友的关切和问候，通篇俱是对国家民族安危的忧虑。抗日战争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国家命运前途未卜，个人辛劳和安危皆抛之脑后。书生救国，拳拳之心于此可见。这也是抗战面临国难中一代学人的集体写照。

　　后世对于胡适进行口诛笔伐的罪状，主要是针对其“叛徒”“汉奸”行为和“消极的投降派”等，这些都与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全面抗战之前，胡适对战争的看法相关。

　　不过，看历史，不要只听旁观者怎么说，一定要看当事人怎么做。

　　如果只看一些营销号所列出的片面证据的话，我们完全不必怪当时人的批评，我们后来人，也可以尽情地批评胡适，因为胡适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前，对外交求和与军事求战这两个路线的态度非常暧昧，并更加偏向于前者。比如，他在1937年8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①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②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③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