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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法上，墓志铭整体采用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字距紧凑而行距疏朗，既符合墓志的庄重需求，又赋予文本以节奏感。赵之谦对碑刻的独特理解，使他在书写时已考虑刻工效果。《潘曾绶墓志铭》的线条粗细对比强烈，但转折处均以圆笔调和，避免过于尖锐的“刀刻味”。这种“以笔代刀”的创作方式，使得最终石刻既能体现北碑的雄浑，又不失书写的自然。

　　潘祖荫收到完成的墓志后，在十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回赠赵之谦的行为:“寄玉壶碧私盖、五彩壶彩盖赠赵之谦，以谢其作铭并书及篆盖。”潘祖荫选择珍贵的玉壶和五彩壶作为回赠，既是对赵之谦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上层文人之间以雅物相赠的传统。

　　赵之谦最终完成的《潘曾绶墓志铭》（全称《皇清诰封光禄大夫追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成为晚清碑学运动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标志着清代碑学从“尊碑贬帖”的激进阶段转向“化碑入帖”的成熟期。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看，《潘曾绶墓志铭》的创作与交换过程，生动展现了晚清士人如何在日益动荡的时代中坚守文化传统。当时的大清帝国正面临内忧外患，西方冲击日益加剧，而潘祖荫、赵之谦等文人却依然执着于书法、墓志、金石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赵之谦的书法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正是晚清许多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变革的典型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