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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关于难近母的解释文本中，都一致地认为难近母后来被佛教密教吸收，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难近母的名称也是被佛教吸收后才有的新名称。但是我们查遍各种资料没有找到关于难近母在佛教中的具体位置和功用，更无其相关的护法或修法的仪轨式经典。从目前所能看到的难近母造像来看，其表现的印度教女神杜尔迦的形象特征十分突出，而且大多造像从风格和工艺判断都出自印度教的流行地域——印度和尼泊尔；西藏布达拉宫藏有多尊难近母像，从风格上明显可以看出它们是早期印度和尼泊尔的作品（参阅4、5）。因此可以说，作为印度教和佛教共同崇奉的难近母，其实际展现的身份和神格主要还是印度教崇拜的杜尔迦。既然如此，让人不禁要产生另一个疑问，作为明代宫廷信仰标志的难近母擦模，其表现题材难近母是如何进入了明代宫廷的宗教世界呢？这里必有特殊因缘，而其具体因缘我们一时不得而知，只能作出一些可能性的推测，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应当与明代早期印度僧人在宫廷的活动有关。

　　据史料记载，明朝早中期有多位印度僧人来华，在北京和北京皇宫活动。主要有两个支系:一支为撒哈咱失里传承的法脉。撒哈咱失里是中印度迦毗罗卫国人，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入华，明洪武二年（1369）和洪武三年两次赴南京朝见皇帝，明太祖授以善世禅师之号，洪武十四年示寂。撒哈咱失里有近二十名弟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汉人智光。智光（1349-1435年年），祖籍山东武定州庆云县。出家后到大都吉祥法云寺跟撒哈咱失里学法，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22岁时已取得较高成就。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三次奉诏出使西域，归国后先后住持崇国寺、西域寺、大能仁寺、大觉寺等寺，深得永乐、仁宗、宣德和正统多位皇帝崇重，官至僧录司右善世，最后圆寂于西山大觉寺。智光之后又有其弟子桑渴巴辣（1377－1446年）、三曼答室哩（1414-1477年）、禅牒室哩等人继续弘传密法，但他们之后这一支法脉传承不明。另一支法脉是室利沙。他来自印度大菩提寺，是大菩提寺最后一任堪布。大约在1413年或稍早时候，取道尼泊尔进入西藏，在西藏的拉堆绛、江孜等地有过近一年的短暂停留。明永乐初年来到北京，向皇帝进献佛像及“金刚宝座之式”。后来先后居北京海印寺、能仁寺和五台山圆照寺，宣德元年（1426年）九十二岁时圆寂于五台山圆照寺，今天五台山圆照寺保存了他的舍利塔。

　　由上可见，在明代早中期活动于宫廷的印度僧人有撒哈咱失里和室利沙两支，其总人数可能有数十人之多。他们经常主持宫廷密教法事活动，一时掀起了印度密教北京宫廷传播的高潮。当时从其学法的汉地僧人都取梵语法名，如智光梵语法名为“雅纳啰释弥”，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印度密教在明代宫廷的地位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印度僧人传播的密教，与当时流行于北京的藏传密教虽然同根同源，但明显有所不同，前者属于纯粹的印度密教，而后者是藏化的印度密教。是故，明代宫廷也对印度僧人弘传的密教进行了区别对待，称其教为“西天教”“西竺教”，称其僧人为“西天僧”“西竺僧”。那么，他们传播的密教是何面目？有哪些独特的修法和神像崇拜？我们一时无法详知。但联系到本文讨论擦模反映明代宫廷出现难近母题材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大胆推测，即当时宫廷流行的印度密教应当夹杂有印度教的成分，其中就包括印度教崇拜的杜尔加女神。因为印度密教发展到15世纪应当吸收了更多的印度教思想和信仰成分；同时在印度密教僧人那里，印度密教与印度教（或称印度教密教）本来就没有绝然的区分，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印度僧人在明代宫廷传法过程中夹带一些印度教思想和信仰的成分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杜尔加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印度僧人在明代宫廷的活动，最终进入了明代皇家的宗教生活，成为明代皇家消灾避难的护身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