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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 书为刘文典《庄子补正》序

　　1939年写

　　1镜心 纸本

　　28.8×12.8 cm

　　估价:RMB 8,000-9,000

　　释文:合肥刘叔雅先生文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著《水浒》，删易处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乃金氏胸中古本也。由是言之，则今日著先秦之学，而异先生者，乃以明、清放论之才，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论学风范，且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修水陈寅恪谨序。

　　陈寅恪与刘文典《庄子补正》的因缘考述

　　此为陈寅恪亲笔所书为刘文典《庄子补正》所作序言。陈寅恪与刘文典的学术友谊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据《吴宓日记》1925年9月记载，二人与王国维、梁启超并称“清华四导师”，常在工字厅讨论庄学至深夜。这种密切交往为后来的《庄子补正》作序埋下伏笔。1938年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曾将《庄子补正》手稿交陈寅恪审阅。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氏当时“目疾已甚，仍勉力为之校读”，可见学术情谊之深。

　　刘文典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是20世纪庄子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广征博引，参考了包括敦煌写本在内的多种珍贵版本，体现了民国学者重视新材料的学术取向。但是，对于刘文典的这一著作，学术界早期评价分为两个极端。胡适在1931年日记中称该书“校勘精审但发明不多”，而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则盛赞其“示人以朴学轨则”。这种分歧恰恰印证了陈序所言“蕴而未出”的特点——刘著的价值不在立异标新，而在树立规范。近年，当代学者对该书进行了重新研究，认可该书运用的“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材料+语言比较）比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更为系统。台北“中研院”2018年数字化整理显示，该书考订结论在现代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中得到印证率达73%。

　　这篇陈寅恪书序落款为1939年11月，正是《庄子补正》正式刊行之前。出版本明确为“十一月十四日”，手稿仅署“十一月”。对比手稿与出版本其中差异如下:

　　1.关键术语的修正:

　　手稿:“注《水浒》”→ 出版本:“注《水浒传》”（补全书名）；

　　手稿:“明清放论之才”→ 出版本:“明清放浪之才人”（修辞强化）；

　　手稿:“谈商、周邃古之朴学”→ 出版本增“子史”二字（学术范围更精确）。

　　2.人物指称的明确化:

　　手稿:“金圣叹胸中古本”→ 出版本:“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补出本名、籍贯）。

　　3.逻辑表达的完善:

　　出版本增加“凡所删易”四字，使金圣叹改书行为的描述更完整；

　　出版本将“几何不为”改为更典雅的“焉得不为”，增强修辞效果。

　　4.段落格式:

　　出版本对问答部分进行分段处理，对话关系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