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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图上以中段第九、十、十一这三幅景物最密，以第九幅所绘祝融、碧萝、翠鹭、灵禽、狮子诸峰山势最高，画面以此为中心向两边缓缓伸展，远观正如巨鸟展翅，凌空欲飞。而在绵延重叠的群山之中，山脚、山谷、山头、洲屿各处错落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屋舍、城墙、塔楼、牌坊、桥梁等建筑，其间道路时隐时现，溪流来回贯穿，所有的位置刻画都精细得当，看起来完全是一种可居可游的写实状态。皴法上以披麻、牛毛皴为主，用笔雄健放达，设色则以赭石、花青加墨铺底，山头、山路局部染青绿，房屋、树木局部染朱红；而其画面虽繁复缠绕，起伏跌宕，然整体山势都由两边向中间呈聚拢之态，开合有度，互相托举，展现出强大的画面掌控能力。整体节奏从空灵到浑厚，从舒缓到高潮，在撼人的气象中还兼顾细节的刻画，真犹如一曲恢弘磅礴的山川交响乐！此画描绘范围之广，景物之多，细节之繁，构图之严谨，气魄之宏大，放之整个中国绘画史，其震撼人心的程度也是罕有其匹，堪称吴氏绘画中第一煌煌巨制。

　　我们很难想象吴大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绘制这样的作品，十张的《衡岳纪游图卷》当时已经陆陆续续花了他一年时间，而以这件作品的体量而言，其创作周期恐怕至少要贯穿他担任湖南巡抚的整个三年任期。在他的整个艺术生涯中，这是个绝无仅有的创作；但如果考虑到他和陆恢合作的《岳麓图卷》十六张，其数目刚好和这件通屏一样，这其中的关系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可以推测，也许当时处在职业生涯巅峰的他，也想通过这样的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创作，来让自己的绘画生涯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全景式“纪游图”的题材，以及接近“四王”一路的笔墨风格，正是他最拿手、最喜欢也是最有意义的。

　　吴大澂一生为官四方，西边去过陕西，北边去过吉林，南边去过广东湖南，不同时期所绘的纪游图如同他这些经历的留影。当然，对此题材的喜好并不仅仅是一种现实选择，从其深层探究，一方面或许是来自苏州本地文人传统的影响。自明代中期开始苏州就大量出现以名胜古迹为题材的绘画，这其中有纯写景的名胜图，有记录游赏雅集的纪游图，也有写景纪游以赠别的送别图，沈周、文征明、谢时臣等人均有不少此类画作传世，这形成了吴中绘画的一个特色。另外一方面，应该是受到他崇拜的金石家黄易的影响，吴大澂和黄易一样喜欢登山临水，访碑拓碑，黄易的各种访碑图是吴大澂下大力气临摹的对象，那套仿黄易的《嵩洛访碑图》甚至也是他的传世代表作之一。纪游图既是山水之作，也是记录之作、致敬之作，其多方面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