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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行于世的《湖楼笔谈》主要有同治十年（1871）《第一楼丛书》丛书本及光绪重订两个刻本。其中同治初刻本含敏感内容（如批评清廷政策），光绪重订本删改十余处，被视为研究晚清思想控制的案例。

　　与刻本相较，此稿本行款一致，但几乎每页都有修改。更有段落篇幅上再贴一纸覆盖，这种批改几乎为著书最初始状态。二者对比，其中多处变换相异，如开篇首页，格式与刻本字句不差，而到第二页，因删减三行，导致之后的行款均变化。又刻本于卷一第二十页有“庄列之书多寓名……”一段，而稿本中此段接于卷一末，中间又接白纸，明显是调换而为。卷二开篇，稿本下无“第一楼丛书之九”，而刻本有。卷二第一页有大段修改，后行款有变。全书修改百余处，不一一列举。

　　从学术角度而言，俞樾《湖楼笔谈》初稿本既是最原始的文献形态，保存了作者构思过程与大量未刊修改痕迹，为校勘后世刻本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完整呈现了乾嘉学者考据方法的具体运用与学术观点演变轨迹。作为珍贵的手写稿本，它不仅是研究俞樾书法艺术和清代学者校书习惯的重要素材，其专用稿纸形制与批改符号系统更反映了当时的学术规范。在文物价值方面，这一稀见初稿本本身即是学术传播史的重要见证。该稿本对理解俞樾早期学术思想、清代考据学方法论以及古籍文本生成过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学界提供更为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多年拍场所见俞越稿本包含此本内共计四种，其余三种为《春在堂诗草》手稿本、《群经平议》校改稿本、《茶香室丛钞》原始笔记。而《湖楼笔谈》可流通者目前已知仅此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