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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石渠宝笈》初编的凡例,“分贮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四处,俱各用鉴藏玺以别之”,书画一律钤盖“石渠宝笈”和“乾隆御览之宝”二玺,而后入选《石渠宝笈》续编的加钤“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历过《石渠宝笈》初编及续编的选取过程,而拥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国内外公藏中,亦有少数钤盖过石渠诸玺而未被收入到《石渠宝笈》中的作品,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内府赐画的情况也需要考虑在内,从顺治多赐予权臣宋荦为先例,直至康熙再到乾隆,内府赐出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与历代帝王对待内府收藏的珍视程度形成反比。
阮元《石渠随笔》卷八“论钤宝”:“又按‘石渠定鉴’与‘宝笈重编’二玺……若无此二玺,则非入书之件,或贮库,或发盛京,或赏诸王及军机大臣,南书房、尚书房翰林。”
相关研究成果有很多,如故宫博物院院刊吴雪杉《重华宫赐画:兼论古画中乾隆“五玺”全而《石渠宝笈》未著录的现象》,就从文献的角度,剖析了现存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金代李山《风雪杉松图》,钤盖有乾隆“五玺”,但未被《石渠宝笈》著录的情况。文中记载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春重华宫茶宴,此次茶宴上共有二十八位大臣参与,其中的张若溎,获赐到了一件唐寅《古槎鸲鹆图》(现存上海博物馆),同样也是乾隆“五玺”全。张若溎是清代安徽桐城著名的张氏家族,张廷玉长子,而在茶宴中名列第九位。乾隆帝的御题诗见载于御题诗《三集》,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年),而要弄清本作流传的过程,则若有如茶宴赐出的记录必然在此之后。总而言之,详述诸如此类的情况,“乾隆御题和乾隆‘五玺’,本身就足以成为‘内府名画’的品质保证”,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获选编入《石渠宝笈》。
现在的对于唐寅山水画分期的研究成果,基本的共识都会早中晚期的不同,以为弘治己未春闱案分界,早期为细笔山水画,主要学习沈周,尤其是细沈一类的;中期的风格主要与周臣面目近似,时间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岁左右,恰好是己未年他遭遇到巨大的人生变故之后;最后是他个人风格的集大成期,开启了由院体至诗书画结合的文人画阶段。他最具个人面貌的,就是他在集大成期,开创了极具个人面貌的特殊皴法,将传统斧劈等,改成了细长平行线条皴法,“将斧劈的侧锋用笔改为中锋行笔……且用墨湿润,有的墨色连成一片,形成了夏珪画中常见的拖泥带水皴的效果,淋漓畅快,又富于律动韵味”,图中的皴法便成为了这幅画作的鉴定核心(同类型作品如上海博物馆藏唐寅《款鹤图》等)。正是王世贞评价他秀润缜密,极有韵度的那一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