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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的上海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却因租界分治致使国人聚集区发展滞后，引发了国民的挫败感与反思。1929年，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大上海计划”，整体构想既借鉴了欧美现代城市的经验，又注入了民族自觉，旨在将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成为超越租界控制的“中国性”新中心，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起点。

　　该计划由当时归国的建筑新星董大酉主持设计。他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建筑学；1927年任职于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 Murphy）事务所，深受其正在筹建南京新首都政府办公楼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影响。1928年董大酉返回中国，次年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1930年7月，经墨菲推荐，董大酉被聘为上海市中心区建设委员会顾问兼建筑办事处主任建筑师，开始亲自主导大上海计划的建筑设计，开启了民国时期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一项宏伟蓝图。

　　建筑家董大酉旧藏“大上海计划”重要文献影像（照片1503张，底片712张，信件22封，手稿5份）

　　1899-1982年

　　银盐纸基 底片

　　小:1.5×1cm.；大:23.5×29cm.

　　估价:RMB 900,000-1,200,000

　　此组董大酉珍藏之建筑史诗档案，以五册相册、1503张原版照片、712张底片及22封书信手稿为经纬，完整钩沉“大上海计划”这一中国近代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宏伟的都市蓝图的诞生与陨落，更以建筑师之眼凝视1930年代中国建筑现代性探索的壮阔图景。

　　作为该计划总建筑师、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宗师，董大酉不仅主持设计市政府大厦、博物馆、图书馆等上海地标，更以镜头与笔墨忠实镌刻了从蓝图到废墟的全息档案:第一册以市政府大厦穹顶飞檐、体育场流线型看台、博物馆新古典立柱等标志性建筑的施工脚手架与落成雄姿，凝固了“东方芝加哥”的野心；第二册穿梭于青岛红瓦绿树、南京中山陵轴线及广州骑楼巷陌间的考察实录，揭示了现代派如何嫁接本土建筑基因；第三册中，董大酉与建筑同仁的谈笑身影，以及江湾新城工地上的考察场景，拼凑出知识精英与时代共振的切片；第四册珍贵的工程图手稿照片以墨线标注建筑的肌理，揭示了一栋栋新式建筑如何从平面化为立体最终成为一座座“纪念碑”；第五册淞沪硝烟中图书馆断壁残垣的悲怆影像，将建筑命运与家国烽烟并置，令此套档案升华为一部沉默的战争纪念碑。

　　尤为珍贵的是，逾700底片记录着以及多封珍贵的手稿与信件，记录着未公开的都市记忆。此批文物历经八十余载，以摄影之真实、图纸之严谨、内容之详尽三维重构历史，其规模之完整、主题之恢弘、关联人物之显赫，堪称中国建筑影像史唯一兼具艺术实证与文献考古价值的博物馆级藏珍，非但重新定义了“大上海计划”的学术认知框架，更为解读民国建筑现代化浪潮提供了一把打开的钥匙。

　　大上海计划蓝图:从构想到实施

　　1930年初，大上海计划进入筹备实施阶段。董大酉设计的市中心行政区占地7000余亩，以东西向与南北向两条主轴贯穿其中央，交汇处竖立市政府大楼，周围布置配套设施。城市划分为多个功能板块，以约二十条主干道贯通全域。道路的命名也十分巧妙:横穿核心区的“三民路”致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连接“世界路”、“大同路”和“五权路”等，映射“三民五权、世界大同”的政治理念。大上海计划提出了全新中轴和宏大愿景，而董大酉等人更注重实际可行性，单体建筑雄伟壮丽却不盲目夸大体量。计划1930年底正式公布后，获国内外赞誉，评价上海将超越过去的租界中心，真正成为“中国自立”与世界接轨的象征。

　　大上海计划的核心工程是上海市政府大楼。它不仅承担行政功能，更是在视觉与空间上实现国家现代性的集中表达。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政府办公楼”的范畴，而应被理解为一场以建筑语言书写现代国家身份的尝试。

　　1930年，董大酉成为市政大厦的主设计者。他在美国深造期间，接受了近代建筑理论的系统训练，尤其受到墨菲事务所“中体西用”实践理念的影响，在大厦设计中进行了精致的本土化演绎。建筑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采用当时先进的现代工程技术，而形式语言充满中国古典风格，参照了中国宫殿式建筑的秩序与对称性，主楼采用歇山顶、绿琉璃瓦，立面挑檐，饰以仿木构斗拱、兽脊与滴水瓦当等装饰，处处体现对“传统”权力建筑的挪用与更新。通过视觉仪式感强化政府权威，通过空间象征性确认国家中心的存在。这既是对西方“纪念性建筑”传统的回应，也是一种“视觉中国性”（Visual Chineseness）的建构，使市政中心在民众心中具备符号性认同与文化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