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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清内府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为后盾，广罗写绘、镌印高手供奉内廷，无论写本、绘本、刻本、拓本、活字本，从编纂、写手、刻工、印工及印刷物料、图书装潢，都精益求精，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和独具一格的皇家风范。不仅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刻书的最高峰，也代表了有清一代书籍装潢的最高水平。

　　此次中贸圣佳征集到一批清代内府典籍，不仅有刻本、写本、写绘本，还有铜活字本、武英殿聚珍版、套印本、石印本、拓本等，内容上更是包罗万象，除四书、五经、史书、文集、诗集、时宪书、佛经、类书、丛书外，还包括圣训、实录、诰命、呈文、内务府档册等，形式多样、纸墨精良、装潢考究，可谓琳琅满目。现略选几种做简要说明。

　　就刻本而言，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大放异彩，全面普及的时代。内府刻书在此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清承明余绪，内府刻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无论在刻书机构的设置，刻书制度的建立，还是刻书质量、品种、数量上，都远非前朝所能望其项背。

　　纵观有清一代二百多年内府刻书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清入关前，是为肇始期 ；二是顺治至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是其发展期 ；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其鼎盛期 ；四是嘉庆至清亡，是其渐消渐亡的衰败期。武英殿修书处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等事宜，办公地点就设在武英殿。从此，清廷一应纂修大臣、儒臣学者和工匠仆役等员，全部集中于武英殿，武英殿也成为了清代宫廷的文化活动中心。刻书的方式以木刻、铜或木活字摆印、多色套印、拓印、石印、铅印等，出版的文字有汉文、满文、蒙文、藏文等。武英殿修书处所刻印书籍，也称武英殿本、殿本、殿板。往外延伸，还包括中央六部以及诗局等隶属内务府管辖的刻书机构，这同属于宫廷刊刻书籍的系统，称为清代内府刻书。

　　康熙帝是清朝入关后第二位皇帝，有着极高的汉文化素养，博学多识，多才多艺，雅好艺文，诗词、书法、绘画无不精擅。他主张文治，倡导稽古右文，尤其重视诗歌在教化方面的作用。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府刊朱墨套印本

　　《御选唐诗》

　　此次上拍的《御选唐诗》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府刊朱墨套印本，开化纸精印，乃康熙帝亲自从《全唐诗》中选取部分符合“温柔敦厚”旨趣之诗，再敕命陈廷敬等儒臣依次编注而成，最终由康熙皇帝亲自裁定，最符合康熙帝的诗学观和诗教观，并暗含“文治”的政治意味，康熙五十二年由内府刊刻，是正统的官修唐诗选集。《御选唐诗》也是唯一一部由康熙帝亲自选目定篇的唐诗选本，此书至乾隆时期仍颇受重视，被选入《四库全书》及其菁华《四库全书荟要》中。至光绪时期，科举诗题甚至也出自《御选唐诗》。

　　资料记载康熙帝对《御选唐诗》的编修极为重视，他在御制序中说:“朕亲加考订，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条分缕析。其有征引讹误及脱漏者，随谕改定。”此非虚言。据《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记载，该书由康熙帝亲自把关，每抄写完几篇或试印几册样本即呈御览，时有硃批示下，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二十日均对抄写样本字提出意见，认为“字稍有不同，刻时需划一”，“公同缮写，字皆大些”，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至五十二年六月，初步装完《御选唐诗》一部二函十四卷，得到康熙帝“刊刻、装订甚好”的肯定，并指示“目录甚厚，订二本好”，最终装成《御选唐诗》一部二套十五本，并陆续刷印装订。一年多时间内，涉及《御选唐诗》的奏折和硃批近百条，是为清内府刻书档案中之最。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刻四色套印本

　　《古文渊鉴》

　　《古文渊鉴》，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刻四色套印本。它是集历代散文为一书的文学总集。所选文章自春秋至宋代，康熙帝亲自选定，将所谓有益风俗，有裨世用的文章勒为一编，卷端题“御选古文渊鉴”字样， 题下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徐乾学等奉旨编注”。卷前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御选古文渊鉴》，序末钤有康熙帝“稽古右文之章”及 “体元主人”宝玺各一。康熙帝对此书极为喜爱，“常备案头，以备温习”，除此汉文本外，康熙间内府尚刻有此书的满文本，并不多见，此次拍卖亦有呈现，实为难得。两部均为开化纸印本，纸质洁白如玉，绵软透明，字迹颜色发亮。该书共分绿、黄、红、黑四种颜色套印而成，其存世据今也有近四百年历史，但全书颜色依旧鲜艳夺目，反映了清代内府刻书用墨之精良。前人评语在书的天头用黄绿色字标之，清朝评语则用朱色。套印书籍一直以其绚丽的效果备受世人追捧，但因工艺繁琐，造价高昂，就连在清代内府刻书历史上，也仅刊刻过四种四色套印的书籍，其中刊刻年代之早，编撰卷帙之巨，均以此书为魁首，在内府刻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