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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后出五彩过枝盘碗甚伙，有桃实八枚缀于枝上者，索价亦甚。过枝云者，自此面以达于彼面，枝干相连，花叶相属之谓，皆雍正官窑也。”

　　——《陶雅》

　　“香含红熟透，露湿碧荣滋。

　　七颗盛盘日，千年乂摘期。”

　　——胤禛 《群仙册一十八首 其二 桃熟》

　　“玉洞仙葩绛露滋，纤浓早占仲春时。

　　群芳夺色朝霞艳，向日先开第一枝。”

　　——胤禛 《四花词 桃花》

　　本盘敞口弧壁，圈足。盘心以粉彩绘两株苍茂桃树，沿盘壁蜿蜒伸展至外壁，枝上雅绘盛开桃花，缤纷花蕾，八颗嫣红桃实，五颗于盘内，三颗于盘外，浑然一体；桃枝间，以矾红绘就三只蝙蝠飞舞于盘心，另有两只绘于外壁，底足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对盘以精湛的笔法工笔写两株桃树，枝干虬错矫健，蜿蜒而生，时而乍然转折。花蕊及花苞以细笔淡墨勾勒，突显其高洁清雅，密而不乱，充分表现画家功力。本品大盘之内、外矾红蝙蝠画法则工致殊常，飞翔于桃枝间；两只蝙蝠回望飞舞、翅膀交织重叠绘于盘外壁；另有三只绘于盘内，似是闻香而来，其中一只翅膀覆于枝干之上，此种技法亦仅见于本品之上，堪称奇珍，殊为罕见。八桃五蝠，取“洪福齐天”“福寿双全”之意。

　　本品布局构图之妙见于“过枝”技法之运用。过枝又称“过墙”，即花绘布局将碗盘内和外壁相连通，图案自盘外壁攀延过盘边伸展铺陈于盘心，使内外图案既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晚清陈浏所著《陶雅》记载:“庚子后出五彩过枝盘碗甚伙。过枝云者，自此面以达于彼面，枝干相连，花叶相属之谓，皆雍正官窑也。”

　　过枝技法的运用始见于康熙后期，尤以五彩瓷器为多见，凡运用此法者，皆质量非凡。雍正一朝过枝者由此承袭而来，并将其与宋人写实花鸟画之精髓结合而成，遂营造出新的美学意境。就此类构图而言，画好枝干固需一流画师，但唯有画技出神入化者，方能驾驭桃树袅婷曲折的枝干。“过墙枝”，音谐“长治”，借喻政通人和、长治久安。故此，当中既有歌功颂德之心，亦含祝圣上万寿无疆之意。此类雍正御瓷在处理此种高难度题材时，亦应为雍正皇帝亲谕，或以宫廷画师为摹本而来，处处匠心独运，笔笔浑然天成。

　　此盘以赭色、墨色绘桃树两株，花朵亦随之有别。墨枝桃树开白花，花瓣层层叠叠，繁密而不失清丽；赭枝桃树开粉花，单层花瓣，更显娇俏动人。对照清宫绘画，所画桃花属两种:墨枝重瓣白花，当为碧桃；赭枝单瓣粉花，当为山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雍时期官员、画家蒋廷锡所绘《花卉草虫册》之“碧桃”，同绘此二种，枝干亦有墨、赭之别。雍正当朝之后，蒋廷锡受重用，常常命其作画，并亲自参与内廷器物的制造与设计事务中。此盘纹样与其画相近，极有可能乃受其画作、画风影响，是否得其画稿为蓝本待考。

　　雍正御瓷的桃蝠纹，描绘入微，饱满莹润，枝叶繁茂，经脉毕现，祥蝠姿态各异，生动可爱。如本器精妙之器，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盘之纹样画工细腻典雅，施彩技术亦妙至毫巅。每朵桃花均用极细的深色线勾勒轮廓，既层次分明，又无损花瓣之娇美。花瓣本身的颜色粉中泛黄，向花芯处的渐变深浅有致，纤细的花蕊用蛋黄料彩厚涂而成，甚具三维效果。颇堪玩味的是，桃枝上的青苔，均是直接在绘好的粉彩地上画成，看来更为逼真写实。乾隆十二年，唐英所进《制造瓷器则例章程》中言，成窑五彩只需“绘画一手成器，若洋彩器皿，系顶细工作，照样绘画之后，另需填匠着色加染”。由此推测，雍正时期洋彩器，当属“顶细工作”，不仅需要照画样绘制，还需第二道工序“着色加染”，得有此盘如此细腻精妙之描绘。

　　胤禛曾吟咏桃花是“玉洞仙葩”，称其“群芳夺色朝霞艳，向日先开第一枝”，赞其早春即绽，花开鲜妍。（见《四花词 桃花》）雍正帝尚为皇子时，圆明园是他的潜邸之一。其内便有一处“桃花坞”。胤禛曾作诗颂其美景，畅叙闲适悠然之境，似有陶渊明《桃花源记》之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