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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石虎的作品中,我会不由地想起蒙德里安的“通神”言说,会将他的近作与蒙德里安对比,其目的却是更清晰地表明“殊途”。现代抽象主义对“几何形状”的热衷,在我看来并非极简,而是更加复杂化,视觉上呈现“简洁”是复杂的极致,同样,毕加索或布拉克的早期立体派,抽象的本质是由内而外,蒙德里安的语言或更明确,直到只有几何元素和基本色相。显然,石虎的近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着“融合”,他说:“抽象概念只涉及模糊的浅层的艺术认识,同时‘构成’二字意味着思想的有法,它不近神祇,因而也不近心灵,结构从来不是人想出来的,象式也不是人想出来的,是艺术神觉的发现。”这里,明确地表明艺术家对于西方“抽象主义”的态度。
石虎一直强调回归中国文化本质的“造象”之说,无形,源自“空性”,发于心灵;心灵发于万物,更强调“我的画是我感物之作,一笔一色都是当下之符记”。确切地说“符记”不正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吗?“以一当十”,一点与一线、色相与色象都成为其作品的精神指归和心灵的外化。画面中也反复地折射出类似“几何”状的“构成”,热情而奔放、沉静而古拙的线生生不息,守护着中国审美的“内美”之质,它凝练含蓄,甚至对文人艺术的“虚中运实”“柔内含刚”表现出别样的兴趣,它所体现的东方哲学意韵,无疑源自“书法”的金石气、书卷气,这是石虎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挥之不去的特有的情结。
石虎对线——线性的探索一直不放弃,并通过大量的“书写”体验其至妙,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实践着对这一古老话题的真切体悟。从“开天一画”之“道”,打开视野,并与“抽象主义”拉开距离,当然其表现是非视觉的,更是本质的、本性的,他坚信艺术精神上“通”与“变”,于内在生命的本质上找到“殊途同归”的当代性。或者说,石虎作品中的线,依然葆守着对“六法”“八法”的理趣,而它的随性、随意在某种意义上又强调了“写意”的自由性,使其更接近高古的神秘与玄妙,关于宗教的、精神层面的“神性”“空性”“道性”“表现我的灵魂与天的对话”,自由在这里更像是对万事万物充满了敬畏的童真。
石虎一边不放弃对中国水墨的探索,保持其特有的意趣和奇妙之境,但对其“理法”的超越和守护,成为艺术家沉浸在这种纠结、挑战中所带来的一种莫名的快感,他或冷酷地撕裂视觉的优美,却不像徐渭那样恣肆于笔墨的酣畅,不像波洛克疯狂地“洒”“滴”,甚至警觉那样非理性的冲动,尽管他有着不可抑压的表现欲望。他接近中国式“写意”,而将其写意性更精神化,从而显得更空灵、明澈、宁静。或许,我们更容易理解他的线质线性的表现力,孤傲而坚定地将其浓缩、凝练、纯粹,这正是他所宣示的欲从汉字六书揭示心灵神性的美学理念的真切表现。“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即气所实也。”(方以智《物理小识·气论》)这里我欲将其“具体化”,而在石虎的创作中,已成为“化”“作辟混沌手”,自然而然成为欲从揭示天与地、情与理、尊与卑的对立之中,寻求宇宙间元气顿开一瞬间的美妙与奇幻的呈现。从这一点来看,石虎显然走得更远,超越尘世的理性的局限,从生命的本质找到一种关于美学的思考和追向。
以上以“水墨”板块切入,因为确实有人曾将石虎的创作分为“水墨”和“重彩”,在石虎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表现形式的简单区分。我们也很有兴致去讨论石虎的色彩,它在石虎近作中愈趋“纯粹”,如他所言“色彩是灵魂”,灵魂净化之极,或者说“舍”之极则更自由。在石虎看来,“重彩”和“墨色”一样,都要“舍”,它近于“道”,愈玄而更接近心灵。在《蝶魂图》《远音图》《路遥图》《塘荷图》等画中,都可以体味这种“玄妙”——扑面而来的绿与蓝、红与灰,简净、质朴,体现其深邃,润泽而蕴藉、苍莽而浑厚,有一种“元气”在弥漫,所谓“混沌中见光明”。
是的,很矜贵、很宁静、很曼妙,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活、清澈、澄明,正是艺术家所阐释的东方文化的特有玄妙。当艺术与生命一体,当视觉与天地同呼吸,不可名状的心境由此而产生。石虎的画中,色彩源源不断弥漫开来,从春天到冬季,充满温馨、静穆、安然乃至困顿、奇谲、焦灼和异样感,浓烈的热情升起、淡去,留下的是一种神奇玄妙的幻觉,一道“妙门的光束”闪现,这是从荒蛮世界发出的光,如荒漠里的甘泉。停留片刻,所有的日子都在这里流过,自然而然。
——许宏泉《空·象:读石虎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