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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昌御览”系金章宗完颜璟之印。完颜璟可谓是宋徽宗的小“迷弟”，他仿照宋徽宗收藏印的格式，也制作了七枚宫廷收藏印。立 轴书画盖明昌御览方印的较为罕见，本幅画中明昌御览朱文大方印位置钤盖于画幅右上角，与已知的存世较多的书画中钤有明昌御览 印的印文却不相同，金章宗“明昌预览”大印究竟有几方？尚未可知。已知的传世名作中，明昌御览印章不同的案例也有，比如《远 宦贴》和南唐赵幹《江行初雪》中的“明昌御览”就不同，而且钤盖位置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许道宁《关山密雪图》（立轴左 上角）中的明昌御览的位置也不太一样，可见金章宗的“明昌预览”并没用规定的黔盖位置。
金章宗 “明昌预览”
“邹子开国”一印，遍查馆藏资料及收藏印均未见有此印出现，从印文形制来看，篆字笔画交叉处均为圆转钝角，判断其印章材质为 铜质的可能性较大。以用印材质的习惯推测，铜印的使用时段多在宋代以前。“开国公”的封号是古代爵位封号之一，爵位制度自周 代以来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而《宋史·职官志》所记载:爵一十二，王、嗣王、群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 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经查史料，此印对应历史人物有二。一为南宋有开国公封号的邹应龙（1173年—1245年），二为 金朝宗室大臣、丞相完颜承晖（1149—1215），曾被封邹国公。
邹子开国
邹应龙（1173年—1245年）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23岁的邹应龙考中状元，被任命为秘书郎出知南安军；不久召回为正字，迁校书郎、实录院检讨官，参与了修纂《孝宗实录》的工作。嘉定元年（1208年），邹应龙应召入京任中书舍人兼太子谕德、左庶子。同年六月，邹应龙以户部尚书衔出使金国。翌年，邹应龙被擢升为礼部侍郎、给事中仍兼太子詹事、左庶子，担负皇室子孙的教学。
嘉熙元年（1237年）二月，邹应龙拜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士、参知政事；不久又诏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史。邹应龙不就，辞职归隐故乡泰宁。他在县城南郊筑一小屋闲居，平静地过着清贫的生活。理宗亲书“南谷”两字送他，并封他为太子少保，开国公。淳佑五年（1245年）四月，邹应龙在家乡泰宁去世。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感念其护国安邦功绩和忠君爱民德范，特追封其为“昭仁显烈威济护国广佑圣王”。
此外另外一位时间差距并不大的是金朝宗室大臣、丞相完颜承晖（1149—1215），曾被封邹国公，与明昌御览印章有呼应，也具备一定可能性。但考虑明昌御览这枚印章出处不明，如果本幅当时在金朝宫廷，元代对金朝皇室（完颜承晖属于皇室宗亲，于1215年中都之战中以身殉国）赶尽杀绝，并完整接手了皇家收藏，本幅却并未出现元代代表性的“皇姊图书”印章（蒙元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私人收藏印）或任何元代印章，存在一个大的时代断层，故从金代传承至元代皇室的概率不大，并且完颜承晖作为国公却为自己准备开国公爵位印章的可能性较小。综上该图应该在元代成立之前就已流落民间，从南宋汉人这里流入民间逻辑上更符合一些（事实上如果南宋末年该图依旧在宫廷的话，也会被元内府全盘接收，那么之后就会留有元代的印章），接着到明朝汉人政权建立后很快就进入了内府收藏，并留下明初典礼纪查司司印半印（该印使用时段仅限于明初，始于洪武十五年终于洪武二十六年，1382年—1393年）。再者元朝时金朝皇室宗亲已经几乎被元消灭殆尽，到了汉人刚建立明朝，对外政策尚不明朗，与汉人有世仇的金朝宗室后裔（外族）突然献宝从而暴露自己身份的可能性不大，相较之下汉人进献的理由更充分一些。
基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发现邹应龙曾享有南宋开国公的封号，符合邹子开国的特定范围的人选，但根据印章内容“邹子”分析亦有是邹应龙后人的可能，盖因很少有人给自己姓氏后冠“子”的习惯。在元朝恐怖的高压政治背景下，原为南宋重臣、抗元自刎的邹应龙的子孙，对其祖上三缄其口，并主动外迁，甚至将家史改为“唐朝状元、清节朝升右丞相（事仿邹应龙为官清正，升至副宰相之位）、奉太尉衔剿寇（事仿邹应龙调兵平息汀寇晏头陀造反）、阴助李克用平黄巢之乱（事仿宋军借称邹应龙显灵打败蒙古军来提高士气稳定军心），以避蒙难。
本幅司印半印与五代 巨然《山居图》、北宋 崔白《双喜图》右下角钤盖司印半印对比图印章在钤印位置上几乎一致，都是在图卷的右下角。
“司印半印”，本幅画面右下方所钤印章“司印半印”，全印内容应为“典礼纪察司印”六字篆书，司印半印有类似骑缝章的使用方法，即将“司印”骑缝钤盖于书画和指定的诰赦有编号的文簿之上，钤印和编号共同作为查抄或宫廷造册登记的印证。
这里需要阐述关于这枚印章的相关情况:一是明洪武时，内府有专门管理书画的官印，司印“朱文半印”即为明洪武内府的鉴藏印，说明曾经为明洪武内府所藏。过去主流学者认为这枚印的全称是“典礼纪察司印”，常见于手卷中横钤在右下方边缘，大都是只露“司印”二字或兼“纪察”二字半印。有学者比对了150幅存世书画上的“司印”尺寸、篆法、钤盖位置及钤盖方式，推论出这是一枚长约6.8——7厘米直纽方形铜印，大致使用时间在洪武十五年（1382）——洪武二十六年（1393）之间，为洪武中晚期籍没权臣书画时所用官印。值得一提的是，留有“司印”半印的书画，有两个去处，部分被运送至建立军功的皇子及官僚处。另一部分在被运送至京城南京的路上，分别钤上地方查抄清点时常用的官印，诸如“南京通政司”“南京太仆寺典籍之印”等，最终归入内府。（部分摘自杨可涵《洪武内府“司印”研究》）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司印的勘合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两种说法:
1、庄申、江兆申、傅申等学者认为“司印”是用于洪武初年查封清点元内府藏品时所钤，依据《明史》、《古今律历考》、《天方至圣实录》等典籍，这些书籍中记载了洪武元年秋八月将军徐达奉朱元璋命将元庭旧藏送至南京的经过；
2、马衡、徐邦达、丁羲元、彭慧萍等学者认为“司印”牵扯到胡惟庸等大案的书画查抄。
但无论哪种观点，综上1、2所有学者的观点，司印半印所钤盖的书画均是查封的明以前重要书画，这一点的指向是明确的，而根据公开资料，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赵晶的最新报告（浙江大学曾遍寻宋画足迹，编成《宋画全集》，共收录了全球范围内共1100余幅公认的宋画，是目前最全宋画资料工具书），发布关于“司印半印”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提到“司印半印”是在元以前书画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一方印。
所以综合台湾学者和内地学术界泰斗的共同观点，司印半印并非是给明初宫廷绘画所钤印章，而是给宋元时期书画钤盖的印章 , 这点就尤为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