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际拍卖公司合作流程高成交率的秘密

　　王伯群致王毓祥信札

　　近现代写本

　　1通2页

　　32×26.5 cm

　　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则迁至贵阳，两校联合解体。初至贵阳的大夏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1938年6月，王伯群在贵阳主持增设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Lot4526

　　王伯群致王毓祥信札

　　1942年写本

　　1通4页

　　20.8×27.7 cm

　　Lot4527

　　王伯群致王毓祥信札

　　近现代写本

　　1通1页

　　20.2×28.5 cm

　　大夏内迁之后，仍留沪上的吴浩然和1938年由贵阳派回上海的鲁继曾、邵家麟等先生，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实业家虞洽卿借得重华新村房舍，设立大夏大学沪校，使无法转往内地的一些学生得以继续学业。1942年4月，占领上海的日军发现并破坏了重庆政府教育部驻沪办事处，处内职员皆被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留在上海的剩余学校彻底断绝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日军的逼迫下，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等直接撤退至安徽继续办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则直接停办。而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由于大部分师生已内迁，剩余留沪部分不愿向日伪投降，但又缺少经费，只得被迫降格为“补习班”。

　　1942年王伯群（前排左二）与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在贵阳合影

　　由于抗战中经济形势的恶化，作为私立大学的大夏大学，黔沪两校生存均极困难，改为国立大学从而接受政府经费补助，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为此，大夏大学不断向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商请改为国立。而教育部的考虑，则是将私立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夏大学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也能缓解贵州省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的困境，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若改成“国立贵州大学”，大夏大学就极有可能要永留贵州，这是大夏大学师生所不愿意的。为改国立并保留原校名，大夏大学自1938年至1942年，与教育部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博弈，尽管最终改国立失败，却在维持私立的情况下获得国民政府巨额补助，从而渡过难关。

　　Lot4528

　　王伯群致王毓祥信札

　　1942年写本

　　1通2页

　　20×29 cm

　　Lot4529

　　王伯群致王毓祥信札

　　近现代写本

　　1通4页

　　21×28.3 cm、13×28.3 cm

　　民国时期的私立高等学校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立董事会制度。王伯群利用其强大的政商朋友圈，发起组织大夏校董会，聘请诸如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孙科，中国银行行长张嘉璈，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闻人杜月笙等党政军高级官员、银行家、实业家及社会名流担任校董。这些校董凭借他们的显赫地位及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为大夏在筹资、申请政府办学经费和处理危机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