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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鋐
鋐之高叔祖源海公设帐泾里,端文公之孙庸庵公从游日久。嗣后公之曾孙景行、梁汾两公又受业鋐之叔祖廷硕公门下,累累世谊,当日往来甚密。今鋐自开建解组归里,偶居弟伟男氏鸭城庄园,适公之元孙鸿飞氏捧公之手札过临,因得拜观,知其上业师张源洛先生者,距今百有余载,几为不可得矣。鸿飞氏收藏装潢成帙,俾予后学辈得识公之遗迹,且幸公之手泽不朽云。己酉秋七月既望,后学钱鋐拜书。
钤印:钱鋐
郑相如
泾阳先生倡道东林,凡文人学士莫不心向往之。相如于雍正甲辰1724岁来金邑,造访其地,观瞻式敬,有余慕焉,今藏。己酉复来华夫子剑光阁,见案头有先生手迹,询知为顾氏家藏宝,捧过题跋,不胜枚举庆幸,且志钦仰。
钤印:相如
钱守中
己酉中秋望后二日,松陵后学钱守中薰沐拜观。
钤印:守中之印
说明:郑相如,字汉林,号愿廷、南柱山人。安徽泾县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副贡。著有《虹玉堂集》等。
顾翰(1783-1860)
从古名人笔墨,皆有古色古香,置之案头,可充珍玩,故多见之。至贞臣孝子之片纸只字,则又什袭藏之,不敢亵视,故世罕觏焉,况为前代之大儒乎?宜其墨迹流传,视为秘宝也。吾家端文公为一代儒宗,主持风教,厥功甚钜。而明季清流之祸,说者反归罪东林,是煽阉党之余焰。牍十数番,可见师生之际,风义甚古,真有不可亵视者。其笔墨萧散,落纸成烟云,即置之法书名画中,亦甚可爱。族侄竹轩持此册索题,云系今祖湘舟公重价所得,未尝轻以示人。中有数札,为秦氏寄畅园钩勒入石,刻手虽佳,不如墨渖如新也。是则予之见之,何其幸欤!予之题之,并得附以不朽,岂非厚幸欤!惟以予谬主东林,学之不讲,不能步公后尘,殊觉汗颜耳。咸丰七年(1857)岁次丁巳冬十月,止旬观于城南味根书屋。族孙翰拜题并识。
钤印:顾翰私印、蒹塘、华石山房
说明:顾翰(1783-1860),字蒹塘,一字简堂,江苏无锡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
人,以教习官京师,后出为安徽泾县令,归主东林讲习。有《拜石山房词》。
顾濂
书云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今人见古贤之弓裘剑舄,一器一铭,靡弗为之摩挲把玩,不忍释手,更什袭而谨藏之,非爱其物也,钦其德也,钦其德也。而因以爱其物,人情且然,况其子孙也哉!乙未之夏,濂从衷若大兄于灵署公余即商镌。端文公未刻书而未及也。今岁孟秋,先将旧藏手泽如千幅,装潢完好,护以锦而贮以檀,垂为家宝焉。濂敬绎公之片纸只字,亦倦倦不忘君国,言皆有关于世道人心,盖未尝不叹全副公忠,满腔恻隐,非当世小儒所能窥其万一也。濂因以见,兄之鸣琴布化,政尚清简,治涤烦苛,无不本家学渊源而出。即册犹珍若拱璧,斤斤护持,盖诚有以见其大者。吁!后之人慎守是宝也,绍闻衣德之思,亦可以油然生也夫。丙申桂月,七世孙濂敬书于鹑觚署之读书处。
钤印:鹤艇
李萼
西陲介士渺无见闻,忆自垂髫,喜读名人著作,尝于坊本阅顾端文公时艺,见其阿堵间思精体大忠爱之忱时流露焉。私窃自悟古人笔墨,凡以发抒其性情,今人读少陵诗,而但视以为诗犹之读公文,而第目以为文抑亦浅矣,然一斑虽窥而全豹未见。越辛卯,临湘夫子宰吾伏,即许萼问字,嗣调灵台,萼三省于官廨,得阅公全集,读其奏疏,知名臣之经济,韩范富欧可争烈也。诵其讲授知道学之渊源,濂洛关闽何多让与。萼肃然起敬,旷然远志,烧烛披吟,整衣冠危坐对之不敢倦。既又获阅公生平与名卿之贤者来往书札,龙卧虎笑啸一词莫能赞耳,而往复于公之手泽,觉数百载以后,一经展卷,宛然如新,萼不翅观水者由支流而见江海之大,仰山者出邱陵而瞻泰岱之高,萼滋幸矣。萼敬而向慕愈不能已矣。丁酉桐月,敬跋于古密官舍,门下后学生陇右李萼顿首撰。
钤印:山水有清音、海岳游人
顾翃
咸丰丁巳(1857年)八月上浣,族孙翃拜观谨识。
钤印:臣翃私印、兰
吴青门
一九四零年,沪上顾姓巨富既殁,所遗字画古董甚夥,而家属中无有识者,其夫人欲全部清理出售,苦无识者。后闻先父待秋公令誉,特倩人绍介相见,因述家况并恳请先父代为清理出售,先父慨然允之,遂赴其家,逐件鉴别定价,纵横擗划,最后售得善价。夫人持售余顾宪成尺牍一本,谓先父曰:承蒙大德售完,尚余顾氏尺牍一本,祖宗遗泽,不忍出售,特赠先生以报连日劬劳。先父拜而受之,但仍报以顾端文公尺牍数字即为当时先重金,册前父所书。此顾氏尺牍所以归藏吾家袌鋗庐之始青门、末也。公元一九九零年,吴青门。
钤印:青门、东园
顾宪成生活的晚明时期,是书法史上名家辈出的时代。无论是稍早的徐渭,还是同时的邢、董,亦或稍晚的米、张、黄、倪、王、傅,都是书史上难以绕开的重量级人物。而与顾宪成在朝时为师友、削籍后相往还的同道,如申时行、唐顺之、王锡爵、孙继皋、陈继儒、高攀龙等,莫不雅善书艺,也多有作品传世,但顾宪成不光墨迹存世少,且在自己的著作、时人的相关文字中,也极少发现对于他书法的记载,细品其传世墨迹,又会发现他有着极高的书法天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其书法也并不单纯是只讲求气息学养而忽略技巧的学者型书法,而是完全可以媲美书家的法书。其书法大致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兼擅数体,取法高古。
以此册手札结合秦氏刻帖中散轶的两帖看,他正、行、草三体兼擅,技法纯熟,取法高古。《捧觞帖》(参考图三)为恭贺座师张原洛七十寿辰作,态度恭敬,纯用楷体,同为写给老师的,第一通和第八通则为行书,但视所书内容又有区别,前者抒情,“无数新知总之不能胜旧好”云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故行中带草,后者表达对老师人品的尊崇,行笔相对迟缓,行书中间杂一二楷字,各体转化自然,变化丰富,显示出书家对正、行、草三体均具有较高的驾驭功底。
参考图三 :顾宪成 捧觞帖
明人习楷,多从沈度入手,取法稍高者直接学赵书,这一局面直至明代中晚期的吴门书家才有改观,开始上溯晋唐。顾宪成楷书取法魏晋,结字古拙,用笔腴润,骨力内含,深得钟繇神韵,显示出超拔的审美格局。明人行草多从元人入手;吴门书家则偏爱宋人书。而顾宪成的行草书明显从二王阁帖中来,这在第五、六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札书于其最晚年,又非书示长辈同僚,所以最为潇洒自然,书法带有鲜明的阁帖风貌,用笔十分重视力量感,在浓淡干湿的自然变化中,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寥寥数十字的手札,却波诡云谲,气势雄强。
其次,去形取神,超然化脱。
顾宪成书法带有鲜明的个人面目,其结体、笔画、章法虽典雅有则,但很难看出明显的师承流派,这说明书家在师法前人经典的基础之上,已真正做到去形取神、超然化脱。明代中晚期,一些卓有眼光的书家力求辟除“台阁体”弊端,开始反溯二王正统。如与顾宪成同时的邢侗(1551-1612),一生精研二王古法,临摹功深,但他下笔固然恒有《十七帖》笔意,却也 终生未能化脱,始终没能形成个人面目。顾宪成志不在此,未必刻意摹古,但得鱼忘荃,反倒写出了个人特色。
捧觞帖中的楷书,并不完全摹仿钟繇方扁的结字,而是稍作拉长,融入了明代的时代特征。其书写举重若轻,间杂行书笔意,显得轻松自然,却与钟书自然朴茂的神气不谋而合。顾宪成在取法二王时,同样不是完全摹仿,而是加入了自己的取舍,形成了个人的特点。其行草书虽行笔潇洒,但字字独立,保留着章草的古意。第一通运笔流丽快捷,但字形仍保持紧结,这在一般行草书中极为少见,平添几分强劲张力。第八通运笔稍缓,转折处多作方笔,大违行草书圆转之常态,却更显古拙,完美体现出书者胸中郁勃难舒之气,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这些改动使顾宪成的行草书就外在体貌而言,与二王行草有了一定的差距,但其古朴、雄强的精神气韵,比之邢侗书法,却无疑更得二王气度雄骏、风骨凝厚的精髓。
再次,学养深厚,不沾俗笔。
手札简牍虽不如长卷巨幅备尽法则,但率性之下,真情流露,更能体现出作者的性情与学养,魏晋风流,藉此以传。顾宪成为明代硕儒,人品高洁,学养深厚,视野开阔,这些内质无不形于其书法。他能够直接取法晋人,不移于俗,不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这已足证其眼界高妙。他师古人精髓而不为古人所囿,这种胆识和能力,没有深厚的学养作底是做不到的。其结字紧致内敛,极少晚明人大开大阖的夸张,这与其大儒的身份与修养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草书大有明人简牍淋漓痛快、潇洒随性之快感,但这种潇洒随性,与吴门祝允明、陈淳等人的率意纵横不同,与华亭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清雅飘逸又不同,其结字紧蓄,风骨便凝重醇厚;笔画遒劲,气韵便沉着古雅。
马宗霍说:“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沾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 ”④这种妍媚之俗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以赵书为宗的“台阁体”广为流传,众多书者陈陈相因,不察本源,缺乏个性;二是随着心学大兴,明人普遍注重个性张扬,在追求新理异态的过程中,却不免丧失古法,流于草率。这两种情况从表面看,观点态度截然对立,其本质却相同,都是个体在时代风气的影响和左右之下,丧失自我,为流俗所同化。具体表现在书法上,虽然二者的面貌并不相同,但线条轻滑、缺少骨力却是通病,是谓“俗笔”。而顾宪成自幼有志圣学,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这种非比寻常的修养和人品流诸笔端,便形成一种内敛、厚重、雄强的气势,将明人“易沾俗笔”之通病也抖擞去了。
注
① 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泾皋藏稿十四.明故学谕损斋张先生墓
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第一四0二页。
② 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顾端文公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
二二年版,第一七五六页。
③ 南雍即明代设于南京的国子监。
④ 马宗霍著《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六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