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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蘧华制钟德壶、王明明绘《鱼乐图》、

　　李昌鸿跋、李群刻

　　但真正将紫砂壶由工匠壶推向文人壶，并形成一个高峰是在清代乾隆时期。横空出世的陈曼生把诗、书、画与紫砂壶融为一体，使掌中器具有了乾坤气象。在清以前，制壶人限于工匠，而从陈曼生起，渐渐走向了艺术。

　　陈曼生（1766—1822），名鸿寿，是乾嘉时代“西泠八家”之一，擅长诗、书、画、印。巧的是历史给了他创造的机遇:他被派驻宜兴担任县令，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却是清朝基层最重要的父母官。据史料记载，当地一代制壶名手杨彭年技艺高超，名冠一时，但欠缺文化。而陈曼生则擅长笔墨，精研书法、绘画、金石。陈、杨两人合作，给当时以及后世制壶拓展了一条新路。陈曼生把紫砂壶空间载体视作一方宣纸，在上面绘画、题诗，加以镌刻，将文人的才艺尽情地表现在每个紫砂壶上。于是一种新颖的文人壶由此开创。杨彭年有技艺，陈曼生有境界，这是千古绝佳的拍档。由此一种名为“曼生壶”的精品问世了。陈曼生的高超，不仅在杨彭年的壶上发挥才艺，还以自己的独到眼光，绘出了十八种壶的造型，让杨依此制作，史称“曼生十八式”，流之于后世，影响深广。

　　曼生壶之后，郭频伽、朱坚、瞿应绍、梅调鼎等文人也加入其中，以紫砂壶为载体，极尽诗、书、画之才情，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从此，书画家在紫砂壶上题诗作画成为常态，紫砂壶进入了文人壶的时代。这也是今朝张美寅先生所藏文人壶之前奏曲。

　　近代中国，上海成了一大商埠、金融中心，文人墨客也相聚于此，加上与宜兴相距不远，上海成了茶叶、紫砂壶的最大出口地，海派书画与宜兴紫砂壶的结合，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前些年一把顾景舟所制、吴湖帆所绘、徐孝穆所刻的精品壶，在京城拍出千万元的高价，就是这种文人壶融合的典范。另一位被誉为壶痴的丹青大家唐云，也喜收藏 “曼生壶”，为推动壶艺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将珍藏的八把“曼生壶”捐给艺术馆，成为茶界的佳话。

　　改革开放，春风再起，中华文化以其绵久不绝的软实力再度风靡南洋，传入华人集聚的新加坡，掀起不小的波澜。南洋华人，祖上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一带，天气炎热，饮茶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由此，书画热、茶文化热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度兴起。一批收藏家应运而生，成为中华盛世收藏的重要动力。笔者于 90 年代往来两地，是这一现象的见证人。当时新加坡河畔、乌节坊及后来的百利宫，画廊、工艺店集中，是大宗艺术品的重要集散地。

　　新加坡的收藏家有一大特点也是优点，就是注重收藏当时在世书画家、工艺师的精品力作。而大藏家张美寅先生无疑是其中参与收藏较早、成就较大的一位。我与美寅先生有数面之交，加上阅读资料，始知他在产业之外，喜好收藏，尤以书画、邮票、紫砂壶最为心仪，时时关注，精心收集，成果相当丰硕。而收藏以外，又采集全套摄影设备，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拍摄风光景物，以情写景，与天地融为一体，成果斐然。

　　而美寅先生的收藏之中，又以紫砂一族着力甚多。他不奉行拿来主义，简单地拿钱买壶，而是亲自构思策划，投入组织创作之中。包括选择制壶人、壶的品名样式、请名家绘画题书刻制。前后数十年，洋洋大观，满目珍品，可把玩、品茗、珍藏，并传之于后世，意义不凡。

　　——节选自上海书画出版社

　　《美寅藏壶》序，文/祝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