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长江国际拍卖公司大陆艺术品市场征集处

　　大致从康熙十年开始，命大臣进讲四书，起先隔日一讲。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学士傅达礼等以开日讲奏请，获得批准。康熙皇帝谕:“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与诸文臣学士日讲四书，“视朝毕，旋御便殿，经史大义，躬先讲解，后命讲官敷陈，仍温旨谕勉，令直陈无隐。”最终完成《四书解义》，刊刻成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十六年三月十四日的懋勤殿日讲上命侍讲学士张英、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的保和殿经筵大典上命讲官胡密子、项景襄两次进讲“致中和”。想必康熙皇帝对此有自己的阐发，认为《中庸》为孔子之传，子思独得其宗。“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可见康熙皇帝对“致中和”这一关涉国家治理的命题极为重视。应用在国家治理上，则是提倡宽而有制的中道之治，“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有制耳。”这几乎成为康熙临民施政的重要准则，也是其治国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康熙皇帝为什么会以“致中和”为印文，刻制了两方御用玺印，此玺就是其中的一方，另外还刻治了一方“中和”小玺。从前面所述康熙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参与情况，推想康熙皇帝选取“致中和”“中和”等刻制玺印，钤用于御笔书画之上，当是有所考虑的，从中可见康熙皇帝的所思所想。

　　此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也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历史状况。对于寿山石雕的历史而言，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多文人关注、参与寿山石雕艺术活动，皇帝对其亦特别垂注，使其成为一个参与者层次广泛，人员众多的艺术门类。加之福建一带文人荟萃，文化发达，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匠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创新，使得福建寿山石雕从一开始便站在了一个极高的起点上。而在寿山石雕刻历史上，康熙时期则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康熙朝是寿山石开采和雕刻的高峰时期。随着寿山石的大量开采，知名度的提升，寿山石也通过地方官员的进献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托宫廷造作的雄厚实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参与和监督，技艺高超的宫中匠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努力，宫中寿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时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显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这在此方“致中和”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中也有充分体现。

　　首先，寿山石的使用反映出康熙时期御用玺印所用材质的选择性特点。康熙时期的毛奇龄在谈到早期寿山石开采和使用时，曾言:“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然未之见也。久之，有寿山寺僧于春雨后从溪涧中拾文石数角，往往摩作印，温润无象，故名不大著。”到康熙时则“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则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盛势强力不能夺。”这一状况也影响到宫廷。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有相当的部分是用寿山石制作的。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御用玺印中黄色系寿山石的使用，如2003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组康熙皇帝的御用小玺，共计12方。在这12方小玺中，有6方是寿山石材质，且均为黄色寿山石，其中有4方是田黄石材质。这些材料证实康熙时期包括田黄石在内的黄色系寿山石是很流行的用于制作御用玺印的材质。此方“致中和”玺也是如此，为田黄石材质。

　　其次，印钮雕刻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风格特色。此玺印钮采用圆雕技法，所雕瑞兽呈蜷卧之态，体貌丰腴，筋力遒健，大胆夸张，给人以神秘之感。毛发繁密有致，足爪锐利，行刀流利，刻画细密，神态栩栩如生。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时期的异兽印钮雕刻风格相一致，显示出雕刻者高超的工艺水平。

　　出版书影

　　此玺原为鸿禧美术馆旧藏，1989年购自公司，1990年又收录于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中国雅趣品录:印石选》一书，当时因资料缺乏，均未对其归属作出明确判断。今鸿禧美术馆杨敦尧研究员通过多方考证，确认其为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从而为研究康熙宝玺及康熙帝其人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