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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民国，扇骨竹刻是典型的文人雅玩，其内容、风格鲜明反映着当时社会精英的审美趣味。其中，金石题材是不可忽略的门类，镌刻名家张楫如（1870-1924）则是这一领域兼具代表性与开创性的人物。

　　张楫如，名钜，号西桥、七如，江苏武进人，在苏州学习雕刻。据褚德彝（1871-1942）《张西桥传》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苏州织造奉朝廷之命刊刻元人王恽（号秋涧）所撰《承华事略》，书中有精细插图，张楫如因刻技精湛，被选为承担此项任务的工匠之一，闭锁于古寺中赶工，“公役程限极严，数月始刻成放归，西桥耻之，遂辞去梓人不为。”（《竹人续录》）这既是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反映出他性格清高耿介之处。

　　告别刻书匠人身份后，张楫如“赁一小屋，种盆梅及榆柏黄杨等，虬枝古干，罗列几案间，自得其乐”，生活颇有文人情趣。他不久得到罢官居于苏州的常州同乡费念慈（1855-1905，号西蠡）的赏识，为其刻宋元名人书画于屋壁，费家所藏青铜彝器之橱架、书画卷册之匣，也“非西桥不刻”（《竹人续录》）。宣统元年（1909），苏州举办物产会，江苏巡抚瑞澂（1863-1915）命令审查参会产品的生产者，择优“奖给名誉凭照，以资鼓励”，最终获奖者包括了“张楫如之雕刻”（ 《颁给物产会员名誉奖凭（苏州）》，《申报》1909年 10 月 22 日）。

　　张楫如后又到上海寻求发展，经费念慈弟子褚德彝大力揄扬，刻件“求者无虚日”（《竹人续录》）。民国八年（1919）二月二十八日，近代大藏书家南浔刘承幹（1881-1963）应其姻亲、南浔另一大藏书家蒋汝藻（1876-1954）之招，前往著名古董商卢芹斋（1880-1957）所开设的来远公司上海分号，并遇见张楫如，刘承幹在当天日记中称其为“苏州人，善刻各种书画等件”（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也许是因为此前久驻苏州，所以张楫如有时被径直视作苏州人；刘承幹所记载的“书画”，也正是他在苏州时经常雕刻的内容。

　　不过，张楫如至沪后更标志性的作品类型是扇骨竹刻。他尤其擅长在扇骨上缩刻各类金石碑帖，“俱作阳文，每至三四百字”，字数远超前人常见的二三十字，被褚德彝称作“尽竹人之能事”。他刻竹时能将刻书的“拳刀”与刻印的“平刀”结合运用，“操纵如意，精妙入神”，还“能临时自制各种小刀，故地子极平，篆籀各种尤精。又能刻作金石剥蚀之状”，凡此种种，褚德彝赞为“他人不能及”（《竹人续录》）。张楫如在扇骨上雕刻书画的水平亦高，除了多件定武《兰亭》（详见下文），褚德彝还“偶见其刻扇骨上画水仙”，“反侧阴阳，悉见笔意”（《竹人续录》）。竹骨之外，张楫如也善刻牙骨，1926 年 7 月 6 日《上海画报》曾刊载其缩摹汉碑牙骨的拓片。至于刻笔筒、臂搁等，虽少但精。张楫如的竹刻曾于 1915 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展出，并获特等奖。

　　《毘凌（陵）张楫如先生刻牙扇用汉碑文》，《上海画报》1926年7月6日

　　张楫如还擅长刻印章、漆器等。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十七日，民国政治家、书法家谭延闿（1880-1930）曾请他刻印（《谭延闿日记》）。约民国十三年（1924），张楫如为印章收藏家葛昌楹（1892-1963，字书徴）刻对章“葛昌楹印”、“书徴”。民国二十八年（1939）成谱之《丁丑劫余印存》收录张楫如刻象牙、犀角印各二方，均为书法、篆刻家王福庵（1880-1960）所篆，印文依次为“济阳”、“丁居士”、“小龙泓馆”、“鹤楼”，可知应当皆是为金石书画家、收藏家丁辅之（1879-1949）所刻，反映出张楫如与西泠印社诸核心社员的往来。曾拜张楫如为师的胡经摹古印章可以乱真，为谭敬（1911-1991）主导的古书画仿制集团之一员。光绪二十年（1894），李鸿章（1823-1901）为向慈禧太后（1835-1908）进献六十岁寿礼，需镌刻十六只漆果盒，他专门委托同为常州人的盛宣怀（1844-1916）在沪寻访张楫如，张楫如在盒上刻出精美书画，备受称赞。综上可见，张楫如在雕刻领域的造诣堪称全面，并非“竹人”二字可以囊括。

　　《丁丑劫余印存》卷二十所收张楫如刻印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十月张楫如自定之润例，透露出其作品彼时的种类与行情。润例分常规印章、其他刻件、小印三部分，并注明需要买家“先惠润资”，他本人则承诺“约期不误”。其中，石、牙章每字一元，金、银、钢、铜、晶章每字二元，“朱文加陪（倍），大小另议”；“墓志、碑铭、手卷、册页、匾对及竹刻、扇骨、一切玩物，均另议”；小印则在规定大小的印面中，“一字至十字每字一元，十字至廿字每字二元，廿一字至卅字每字三元，卅一字至四十字为度，每字四元”。从中可见大小印章价格相对明确，而书画、竹刻、扇骨等则需根据每件作品的具体情况来分别定价。相传张楫如为上海巨富周湘云刻钟鼎铭文一篇之收入可达 2000 银元。就在同一年，褚德彝为竹刻家金西厓（1890-1979）所定润例中，竹、牙扇骨刻书画题材有更明确的分级与定价，此外“阳文摹仿金石文字”为“每面二十四元，点品另议”，总体较刻书画更贵。被褚德彝誉为“追西桥之绝响”的支慈庵（1904-1974）1931 年登报之刻竹扇骨润例中，“古泉汉瓦、金石小品”为“自八元至三十元”，“钟鼎文”二至八行价格范围为六至六十元，也是最昂贵的两类题材（《支慈盦刻竹精妙》，《申报》1931年8月21日）。将金、支二家与张楫如之润例并观，可见张楫如代表性的金石刻骨在当时艺术市场中价格通常高于书画刻骨，且张楫如扇骨标价不似二家明确，更具有“点品”也即高端个性订制的性质，而非批量生产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