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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开放思想在雍正朝御瓷制作中早就予以体现，繁缛对称的西洋花草纹饰在青花和斗彩瓷器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基于雍正皇帝对西洋文化的认同和接纳，御窑厂创烧出洋彩也是体现了他对西洋事物的好奇和仰慕，但此时洋彩瓷器更多是停留在烧制的初期阶段，尚未如乾隆初年那样大规模地出现。

　　那么，雍正一朝洋彩得以发明与推广的技术支持又是什么？唐英在洋彩的研发过程当中充当着什么角色？前述唐英在《陶冶图编次》当中强调指出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均使用相同的颜料，洋彩最主要的技术是颜料的供应。康熙晚期，珐琅彩技术传入宫廷，颜料全部依靠外国供应，量少而格外珍贵，珐琅彩器皿仅限于宫内小件器皿，数量非常有限，此状况持续至雍正早期。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幷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嵛、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所以，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以前，唐英一直管理珐琅作的具体事务，无论是对工匠要求还是技术问题，相信都非常熟悉。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无论是匡复历代名窑釉色，还是创新彩瓷品类皆深获雍正皇帝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