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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两朝榷陶使者的唐英重申洋彩的主要特征就是“摹仿西洋”，对绘画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具有过硬的技术根基方可，幷且需要对彩绘效果反复做试烧检验，把握着色彩变化、搭配的奥妙之处。强调指出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均使用相同的颜料。这虽然是在乾隆初年写成的制瓷经验总结，但是其内容应该包括雍正洋彩研制以来的一系列经验，这是了解雍正朝洋彩瓷器的制作工艺非常重要的纪实文献。

　　检视雍正一朝，与本品装饰风格一致者见有六方花觚不少于六对，其中五件洋彩，一件单色釉，香炉两件，为原日本浅野财阀旧藏（图三）与H.S.Sterm上校旧藏，亦运用相同的装饰技法，浮雕工艺显著，西洋气息浓厚，共同构成佛前供器组合——五供。其中洋彩花觚存在三种釉色:黄地洋彩（图四-1）、绿地洋彩（图四-2）、下黄上绿（图四-3），尺寸有大小之分，大者为45厘米左右，小者为37厘米左右，款识存在六字与四字篆书之别。尺寸大者为六字篆款，尺寸小者为四字篆款，由此可以窥知，此式洋彩五供至少存在两款规格，烧造数量目前推断不少于六套。

　　对于雍正洋彩瓷器的研制，肯定是来自雍正皇帝的谕旨，特别是烧造如此复杂的一批西洋式样的五供器皿，必定是严格遵循内府造办处成造器物的流程。先是由雍正皇帝基于特定的需求下旨烧造此批西洋风格器皿，然后由造办处具体承办，由于涉及西洋风格的设计，当时宫廷任职的西洋传教士例如郎世宁、王致诚等出任设计师应是当之无愧。此批西洋器皿的设计稿本亦由郎世宁等人亲自绘制，再呈交雍正皇帝御览评批。按照胤禛几近苛刻的审美性格而论，设计稿本必定历经多番修订方可下发至唐英处执行烧造任务。

　　唐英本人对此倾注心血必不可少，尤其生产烧造此一批西洋风格的洋彩五供，一定令唐英终生难忘，应该会在唐英榷陶履历之中有所体现。检阅唐英现存世文稿、档案，确有所获，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成纪事碑记》有载:“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皿，五供、盘碟、瓶、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图五）

　　上述五供瓷器，皆仿西洋风格，造型正是摹仿西洋雕铸的艺术效果，纹饰也是运用西洋的绘画技法，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可证不虚。例如仿西洋盒，存世所见的雍正洋彩瓷器盒可对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雍正 粉彩镂空团寿纹盖盒”（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页90，图79）也是运用典型的洋彩装饰制作工艺，与上述数例时代风格一致。

　　为什么洋彩在雍正时期得以创烧？这正是雍正皇帝吸纳西洋文化的一个鲜明事例。胤禛艺术品味高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颇深，一生积极追求宋人生活意趣，对宫廷诸般工艺品之制作均有留意，他继承康熙皇帝开明的思想，对西洋文化亦有其独特之体会。目前留存的《雍正皇帝西洋装侧身画像》（图六）和《胤祯行乐图册页》中“刺虎图”（图七）便是雍正皇帝对西洋文化接纳态度的最佳诠释，图中身为一国之君的胤禛着穿西洋文艺复兴后期、新古典时期的贵族服装，头戴假发，洋溢出一派异国情调，这种尝试均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不曾有的，由此可窥知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是何其开放，胸襟又是何其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