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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雍正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

　　「雍正年制」款

　　H:45cm

　　烛影摇红，光耀古今

　　——雍正 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三足烛台赏析

　　雍正一朝是清宫彩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期间珐琅彩的完善成熟与洋彩瓷器的出现流行，带来清宫艺术审美的新革命，二者将清宫彩瓷推到至美至善的境地，成就中国美学史上一段璀璨无比的传奇。

　　洋彩瓷器的出现应与胤禛本人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它正是十八世纪清宫帝皇个人喜好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成纪事碑记》:“洋彩器皿，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因此，洋彩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

　　《陶成纪事碑记》翔实的记载，全面反映雍正一朝御窑厂的诸项仿古创新活动，凭此表明清宫洋彩瓷器至少在雍正年间唐英赴任珠山御窑厂之后得到成功烧制，然而长期以来缘于雍正朝洋彩瓷器存世实物极为罕少，不为人所熟知，故对其认识几近空白，甚至忽略其存在的史实和意义。

　　本品正是雍正朝洋彩寥寥可数的实物之一，代表了清宫洋彩瓷器之先声，艺术水平更在后来乾隆朝洋彩之上，在造型、纹饰与颜料运用技法诸多方面凸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其以意大利十六世纪巴洛克风格三足式金属烛台为摹仿对象运用御窑厂高超的制瓷技术恭造而成（图一），与雍正朝同时期其他烛台相比，其造型新奇别致，装饰妍丽繁缛，造型层次异常丰富，自上而下逾十层之多，汇集西洋彩绘、模印、堆塑、浮雕诸项技法于一身，相互辉映，各见其妙。

　　首先，在成型方面，技术复杂，上下层次丰富，制作工艺极为繁缛。景德镇称此类器物为“镶器”，不用拉坯，只能拼接粘合而成，烧造当中更易疵裂变形，因此力求造型周正，实是百里挑一。第二，浮雕、堆塑需要印坯和细心雕剔，极费人力与时间，稍有不慎，前功尽弃。以上二个工序繁复，颇为不易，对此唐英深有体会，他在乾隆八年奉敕编撰《陶冶图说》第七编“琢器造坯”中记述:“其镶方棱角之坯，则用布包泥，以平板拍练成片，裁成块段，即用本泥调糊粘合，另有印坯一种，系从模中印出，制法亦如镶。……凡此坯胎有应锥拱雕镂者，俟干透定稿付专门工匠为之。”像本品上下造型变化极大，不可能一次高温烧成，需要分段烧，最后在烘烤彩料的低温阶段再整体粘合。越是外形丰富多变的瓷制器皿，越是需要繁复的技术来支持。

　　其二，在造型方面，借鉴和运用多重棱角外观与对称浮雕设计，无不彰显出浓厚的欧洲巴洛克建筑艺术风格，也与当时宫中来自西洋国家贡品——西洋座钟和八音盒的外围装饰如出一辙；在纹饰方面，通体装饰大量西洋花草藤蔓图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足之际主题为开光浮雕宝瓶图，细致精巧，富具立体感，这一构图为典型的西洋特色，与稍后建成的圆明园西洋建筑“谐奇趣”的外墻装饰极为相似。

　　其三，在绘画技法方面，处处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枝叶的明暗表现，幷配以浮雕工艺，具有较强的写实效果。颈部和足部多处使用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与乾隆洋彩的特点无异。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乾隆八年著述《陶冶图编次》第十七编“圆琢洋采”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拓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