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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室贵族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部拍卖公告
“我只讲一句真话:读这三封信，我仿佛站在从文面前同他长谈。”
这是1988年7月22日巴金先生给姜德明先生回信中的一句话，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潸然泪下。
作为靠写信交流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对于写在纸上的情感最能共鸣，曾经我们也交过笔友，曾经我们也收到过远方来的家书，曾经我们也和同学好友鱼雁往来。或许很多年后，我们翻看这些曾经，也体会到巴老仿佛与沈从文面对面长谈，我仿佛看见了姜德明先生与巴老畅谈文艺。
姜老是1951年北京新闻学校的毕业生，祖籍山东高唐，生于天津，毕业后分配去了《人民日报》，1956年任副刊部编辑，后来又任出版社社长，手上所过的文章灿若星河，经他发表的佳作更是不胜枚举。他自己也是一位文风平实的散文家，同时，著名的鲁迅研究家、藏书家和编辑家也是他。
上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社
作为报社和出版社的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联系除了见面就是写信，鸿雁往还。但是当那个下午姜阿姨带着一箱子信件交给我时，讲句真话，我是被震惊的。数量且不论，巴金、茅盾、叶圣陶、冰心、臧克家、卞之琳、丁玲、聂绀弩、钱钟书、黄裳、季羡林、启功、朱家溍、王世襄等等等等，这些人名仿佛是一根线，把我从开始识字念书到工作至今的学习生活都串联了起来。同时震惊到的，还有姜德明老先生的视若珠璧和用心整理:大部分信的信封还都保留着，叶圣陶、茅盾、巴金这三位数量最多的信，或仍装在信封里，或已按时间顺序贴在文件夹上。当然，更多的是姜阿姨他们一封一封整理好了装在文件袋里，一如姜老的细心妥帖。
作为“文艺青年”，这一堆信对我而言就是宝库。因为每位作者和姜老说的事情都不一样，细细整理下来，除了编辑工作和发表文稿等事宜，更多的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细枝末节:茅盾和姜老吐槽接待工作繁忙，目力精力渐衰却要看很多与自己不那么相关的杂志，转头又透露一点老编辑的小窍门，更多的还是谈论鲁迅，以及过往那些活动在上海的文人们的研究；巴金则更多的是讨论要出版的小书，以及支持姜老新文学书籍的收藏，但其中最重要，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最早动议，竟然就藏在这些短笺中。
而信件最多的叶圣陶圣老，则是最让我这个小“老”编辑敬佩的，他在信中常常对编辑工作提出各种要求，对自己将面世的文字，用其子叶至善的话说“我父亲的认真劲，您是知道的，公开发表的东西，连一个标点也不肯马虎。”站在当下这个纸媒日渐消亡的时代，很难想象曾经是那么辉煌。
除开这三位，这个宛若敦煌藏经洞的宝库委实还有好多好多宝藏，你能在这些信中看到黄裳先生与姜老极为熟稔，嬉笑怒骂，不论好话坏话统统都和姜老说了，还有讨论买书的心得，让我不禁想到王世襄回忆与陈梦家争夺讨论古典家具的一幕；你也能看到为胡风鸣不平的聂绀弩先生奋笔疾书诗作投稿，在那个时代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只为老友能够得到正确对待；你也能看到极为罕见的卞之琳先生中年和晚年颤巍巍的字迹，和老友诉说新印书籍的美好；你还能看到钱钟书潇洒的毛笔字下，或文或白，都是谦逊，而那个可能是“钱钟书”三字合体的花押，只要看过就很难忘记。
至于俞平伯、赵清阁、谢国桢、臧克家、邓云乡、郭沐若、丁聪、华君武、沈鹏、叶浅予、黄苗子、黄永玉这些名家，恕不能一一罗列，或诗、或书、或画，每一封信都像一扇小窗，透过它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例如电话刚刚普及，作家们和姜老写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后来人民日报社搬迁，姜老的电话号码也随之改变，作家们又纷纷询问电话，好几次，我都有心拿起电话拨通冰心、叶圣陶的电话，真希望能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啊。
这些书信，记录的不只是文人间的交流，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那个没有电子邮件和微信的年代，写信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我们也曾是参与者，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邮局琳琅满目的邮票，信投进邮筒后的满怀期待，记忆已经随着纸面发黄。读这些信，又是个旁观者，仿佛能看见他们伏案写信的样子:或许是在深夜的台灯下，或许是在午后的书房里，将内心倾注笔端。
如今，这些写信的人和那个时代已经离去，但他们的文字依然鲜活，仿佛能听见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这些书信，不仅是文人之间的私语，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它们提醒着我们，在这个即时通讯的时代，或许依然需要这样的慢时光，感受那些纸短情长的岁月，聆听那些穿越时空的心声。
Lot 361
茅盾 致姜德明信札一通二开
水墨纸本 镜心
26.5×19.5 cm×2 约0.5平尺（每幅）
出版:《作家百简》，第14、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无底价
Lot 367
茅盾 致姜德明信札一通四开
水墨纸本 镜心
26.5×19.5 cm×4 约0.5平尺（每幅）
无底价
Lot 368
茅盾 致姜德明信札一通二开
水墨纸本 镜心
26.5×19.5 cm×2 约0.5平尺（每幅）
无底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