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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所藏小楷《孝经》册（图9-10），纸本十二开，各纵23.4厘米，横12.7厘米，收入《天津博物馆藏书法》。核其所书内容为《孝经颂》，书写年代则与其他各本《孝经》同是写于崇祯十四年在刑部白云库狱中。此《孝经颂》风格疏朗遒逸，因所写内容并非经书本体，故书写状态放松，行笔从容自然，论笔墨气息，与故宫所藏真本一致。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小楷《孝经》册，未见公开出版，此不置评。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孝经》册（图11-12），共十开半二十一页，每页界格分为七行，各纵26.3厘米，横37.1厘米。起首书:「孝经定本。」末开署款:「辛巳秋深黄道周再书于白云库下，第十七本。」后钤「道周私印」「幼玄」「四事未能」「三公不易」四印。曾经清梁章巨、周寿昌及近代王世杰等人递藏。册中书法用笔较细，结体谨严，风格工致而秀润，整体气息凝重浑厚，确为真迹。
再看近所见日本山本悌二郎澄怀堂美术馆藏本，经1931年山本悌二郎《澄怀堂书画目录》著录。本幅十二开二十四页，每页六行，各纵25.5厘米，横15.5厘米。首开书:「孝经定本，黄道周谨书。」钤「阙下完人」白文方印。末开署「崇祯辛巳八月白云库下黄道周谨再识，第三十七本」，钤「阙下完人」白文方印。此册书法结体方阔，用笔沈稳，均显示出锺繇小楷肥厚带有隶意的影响，不但提按转折的运笔特点与北京故宫本《孝经》册一致，且笔划转承连带流畅，张弛有度，首尾无一笔松懈，整体风格工致而遒媚，显示出作者深厚的传统功力和书学根基。
册中所钤「阙下完人」系黄道周自用印，亦见于多种传世真迹，如故宫博物院藏行书《喜雨诗》轴、上海博物馆藏草书《诗》轴等。其第十二开所题:「右经十八章三百三十六句千八百二十七字」，与台北故宫本的记录亦相一致，比之北京故宫本自题「右经十八章通千八百二十二字」微有差异。整册笔墨气息高古，兼有名人题跋，信为流传有序的黄道周小楷真迹。
二、山本悌二郎澄怀堂藏黄道周小楷《孝经》册的流传及著录
山本悌二郎（1870-1937），号二峰，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昭和年间曾两度出任内阁农林大臣。他自幼即熏习汉文化，除继承了其父山本桂（号「纳斋」）的书画藏品外，乘中国政局动荡，旧家纷纷释出庋藏的时机，多次前往中国，广搜博览，所获尤多。他还广延日本学术名家如内藤湖南、大村西崖、黑木钦堂、长尾雨山等为其藏品进行鉴定题跋，故其所藏书画不仅数量众多，且质量上乘，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并非虚誉（见《澄怀堂书画目录》内藤湖南「序」）。
昭和二年（1927），山本悌二郎于东京创「澄怀堂」，专门贮存他历年所收两千多件金石书画。昭和六年（1931）又从藏品中精选出书画1176件，编成《澄怀堂书画目录》十二卷，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所录名迹甚多，如宋赵佶《五色鹦鹉图》卷、李公麟《五马图》卷及元张渥《九歌图》卷等。书中卷四第79-80页，就著录了本文所及黄道周楷书《孝经》册。
书册为硬壳锦面装，配有黄袱套和硬木盒。黄袱套上有楷书题签:黄忠端公手写《孝经》，日东后学黑木安雄敬题。钤「安雄」白文方印、「雍州氏」朱文方印。黑木安雄（1866-1923），字武卿，号钦堂，出身汉学世家，明治四十四年（1911）创办法书会，刊行《书苑》杂志，致力于推广儒家文化，系日本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他与山本悌二郎关系亲近，常为其鉴定题跋金石书画。
黄袱套内侧面钤有 「二峰鉴藏法书名画之印」白文方印、「香雪书屋书画印」白文方印、「古道照颜色」白文方印、「岏天谨藏」白文方印、「秘籍」朱文竪长方印、「岏氏香雪书屋丙辰后之印」白文竪长方印，这六方印章，皆是山本悌二郎的私人鉴藏印章。
道周小楷《孝经颂》卷（首段），天津博物馆藏
黄道周小楷《孝经颂》卷（尾段），天津博物馆藏
黄道周小楷《孝经》首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道周小楷《孝经》册末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硬木盒边侧墨笔题:明黄忠端公书《孝经》，（另一面续题）乙亥（1935）孟冬敬观于爽籁馆，因署，长尾甲。钤「甲印」白文方印、「雨山」朱文方印。长尾甲（1864-1942）字子生，号雨山，近代日本汉学家。他精通书画篆刻，曾在中国随吴昌硕、厉良玉问艺，与罗振玉相识，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斋名「草圣堂」、「汉砖斋」等，以收集北宋苏东坡相关文物为癖好。
随盒又附带一宣纸便笺，上有佚名行书题:「此册有钱樾藏印，即抄录钱樾小传。钱樾字黻堂，浙江嘉善人，乾隆壬辰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左迁内阁学士。张井曰:公生平冲退和易，而风裁峻整，人莫敢干以私。及其接引后进，则常如不及。《尺牍小传续集》第二册。」书法萧散欹侧，用笔风格与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山本悌二郎致内藤湖南信札相同（图13），所用笺纸亦近似，当为山本悌二郎本人所书，但未署款。山本悌二郎此处所考，为末页黄道周「阙下完人」印章之下所钤的一方收藏印「钱樾所藏」。钱樾（1743-1815）为乾嘉大臣，生平如上述，善书法。
山本悌二郎致内藤湖南札，关西大学藏
书册封面藏经纸题签:黄石斋先生书孝经，第三十七本。后附页有罗振玉题跋两行:忠端狱中所书《孝经》，平生得六本，此其一也。强毅孤介，如见其人。宣统丙辰（1916）八月，上虞罗振玉敬观于海东寓居之殷礼在斯堂并题记。钤「罗振玉印」白文方印。辛亥革命后，罗振玉（1866-1940）以清朝遗老自居，携家眷及所藏金石书画古籍避居日本，纪事仍以宣统年号自署。据此跋可知，黄道周小楷《孝经》册本原为罗振玉旧藏，约在1916年之后不久让归山本悌二郎。嗣后，山本氏复邀请与他往来密切的著名汉学学者黑木钦堂、长尾雨山先后为之题签，并著录于《澄怀堂书画目录》。由此可清晰地了解清中期至山本悌二郎的递藏轨迹，研读日本诸家所题，观者亦可籍此了解彼时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受到东瀛社会精英阶层的深度研习和高度崇慕。
三、黄道周书写《孝经》的时代背景
黄道周书写《孝经》，不仅仅是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更关涉到一段惊心动魄的政治史。不了解黄道周和他所处的时代，认识和揭示小楷《孝经》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士大夫精神就无从谈起。
明崇祯时期（1627-1644）朝政紊乱，兵戈四起，国家濒临灭亡。当此时，犹有少数士大夫仍积极入世，坚贞不屈，思以伦理纲常振奋人心，欲挽救天下于水火，黄道周即为其中一份子。崇祯十年丁丑（1637），黄道周抗疏论大臣杨嗣昌不当夺情任事，召对大内平台，犯颜直谏，降黜江西任职。1640年，江西巡抚以地方人才推荐，崇祯帝疑其互为朋党，八月将黄道周逮捕至京，廷杖八十，发刑部白云库审问定罪。白云司本为刑部代名，嘉靖时王世贞、李攀龙任职刑部，于其地建白云楼，故人多以「白云库」代称刑部狱。黄道周受杖甚重，「六十日外，疮渐就平。辗转床箦，未能起立」。年底又自刑部提审至锦衣卫北镇抚司，「拷打讯问四五次，备极残毒」，至次年（辛巳1641）五月二十日方送还刑部白云库，年终定谳谪戍。
待罪狱中的一年多，虽身受荼毒，黄道周并未就此沈沦，而是意志弥坚。早在从江西被逮赴京的路上，他就抱定了「既受殊恩，势不容默。原本仁义，冀欲匡时，不负苍生。」受杖入狱后，他又发出「世道摧颓，大厦将倾，吾一生与苍生分痛，当事虽不谅，天地鬼神自当谅之」的感慨。而最能体现其为人刚强坚毅、践行忠孝的事迹，就是他在白云库狱中带着伤痛书写了《孝经》一百二十部。
在狱中写给妻子蔡玉卿的信中，黄道周说:「吾在此中（白云库）稍理旧业，完《易象正》一部，并书《孝经》百部，以度日子。……自是千秋事业。」而书写百部《孝经》的实际情形，却不似黄道周说的如此平淡轻松。门人洪思回忆:「吾见夫子之为《易》《孝经》，多在诏狱中。十指困于拷掠，指节尚摇摇未续，时便写之。至今血犹渗漉纸墨间，稍一浏览，便如闻有锒铛桁杨之声，人皆谓可以御鬼也。故时有一图之《易》、一本之《孝经》出诏狱中，人争购之。」
至清顺治三年（1646）三月五日，黄道周以南明隆武政权督师大学士之身份，抗清失败慷慨就义于南京，成为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所以他的书法作品，愈加为人所看重珍惜。但因清初民族矛盾尖锐，黄道周的著作和书法作品不能公开面世，多有散佚。乾隆朝以降，由于统治者的褒扬，黄道周的事迹、著作得以广泛传播，「书如其人」，其书法作品更被人视若拱璧，而狱中所书的《孝经》，因其传世极少，更为难得。
四、山本悌二郎澄怀堂藏黄道周小楷《孝经》册的文献价值
无论是真迹还是代笔或者后人临仿本，黄道周小楷《孝经》起首均以「定本」为名，何谓「定本」？则不知其然。今山本悌二郎澄怀堂藏本《孝经》册，黄道周题跋说:「第六章有引诗，第九章无‘则不然’，第十三章‘教以敬也’，无‘其大’者乎，是为定本。」这是作者本人对「定本」的解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有今文十八章本和古文本二十二章本的两个体系，自从唐玄宗钦定今文本为定本后，十八章本即为通行本，又称《石台孝经》本。南宋朱熹着《孝经刊误》，将《孝经》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并删削部分经文。黄道周对《孝经》文本的理解，既不同于朱子，也异于《石台孝经》。他自述说:「向在西库写此经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补《豳风》，甚无谓。……余八十本，俱依石台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修厥德’移于‘天子’之首。」
据此可知，黄道周白云库所书一百二十本《孝经》有三个版本系统:
1、补充《豳风·七月》之句于《孝经》第六章《庶人》之文末，这个版本写了七本。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及山本悌二郎澄怀
堂本，都是这个系统。
2、将「《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放置于《孝经》第二章《天子》的开头，而《石台孝经》定本中这句引诗是
在第一章《开宗明义》的文末。这一版本写了三十三本。
3、内容与《石台孝经》相同，这一版本最多，写了八十本。
而在代表黄道周《孝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孝经集传》中，黄道周对《孝经》文本的理解又完全回归经典，与《石台孝经》一致了。从《孝经》的书写，到晚年的回归经典，体现了这位大学者不断求索和自我对话的可贵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澄怀堂藏《孝经》册在文献学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