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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45
弘 一（1880～1942） 致李圆净有关丰子恺及净峰寺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935年作
24×16.5cm
出 版
1. 《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P170，郑汝德整理，雷群明选编，学林出版社，1989年。
著 录
2. 《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P171，郑汝德整理，雷群明选编，学林出版社，1989年。
3. 《弘一法师书信集》P197-198，林子青编，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4. 《弘一大师全集 第八册· 杂著卷、书信卷》P200，《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5. 《弘一大师文汇》P267，中华佛教文化院总编，王志远主编，华夏出版社，2011年。
6. 《弘一法师全集 03书信》P25，李叔同著，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
7. 《李叔同全集 05书信》P30，弘一法师著，哈尔滨出版社，2014年。
8. 《弘一法师书信集（增订版）》P198，林子青编，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9. 《弘一法师书信全集》P355，陈飞鹏编，文物出版社，2017年。
10. 《李叔同文集 书信卷》P204，李叔同著，线装书局，2018年。
11. 《弘一大师全集 第八册· 文艺卷、杂著卷、书信卷》P382，《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编辑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
12.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P716，陈星编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
说 明
李圆净上款。郑逸梅旧藏。
此为弘一晚年论移居晋江草庵的信札，兼及丰子恺，作于1935年11月，1989年以来出版、著录不断。
写作时，弘一仍住泉州惠安净峰寺。
李圆净与丰子恺有多次编纂合作。李曾参与编辑丰的《护生画集》，并在初集上附刊长篇劝善文字《护生痛言》；丰曾为李著《旅行者言》作插图。1970年代，丰撰文《戎孝子与李居士》，用以纪念李圆净。
Lot 5102
茅 盾（1896～1981） 有关文艺交游和外事活动的重要诗文书法册
纸本 册页（四十八页）
16×11cm（册）
诗文著录
1. 《茅盾诗词》P20-21、25-26、38、107-111，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2. 《当代诗词》P93，花城文艺出版社，1982年。
3. 《茅盾全集 第10卷》P399、405、407-410、424、473-474、477-4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4. 《茅盾诗词集》P36-38、46-56、78、158-160、165-166、168-17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 《茅盾诗词鉴赏》P81、86、87，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6. 《万首当代绝句 下》P448，浙江丽水瓯江诗词学会，1992年。
说 明
茅盾之子韦韬旧藏。
此为茅盾书自作诗册，多达24开48页，为市场所见篇幅最大的茅盾诗册。
册中茅盾六次落款，收其1958至1978年所作旧体诗20首，围绕文艺、外事活动而作，是时代氛围和茅盾新中国成立后生活轨迹的重要见证。其中直接谈到曹禺、赵丹、白杨、楼炜春、石凌鹤、杜继琨、魏绍昌等人，左联和1930年代文艺界往事，《西厢记》《红楼梦》《雷雨》《王昭君》《红楼梦菊花诗册》等戏曲和书画作品，以及日本、朝鲜、波兰文艺界人士。
册中诗作，除《为张家口宾馆作》《为文联小杜同志作》外，均见载于《茅盾全集》《茅盾诗词集》等著作，颇能反映我国当时的外交、文艺政策，以及茅盾的思想面貌。具体包括:《庆祝日本前进座建立卅周年》《为张家口宾馆作》《为文联小杜（继琨）同志作》《无题·访波兰国营农场》《为波莱尼茨美女餐厅题诗》《听演奏肖邦名曲二首》《参观凯纳尔工艺美术中学》《访玛佐夫舍歌舞团》《为新编赣剧<西厢记>作》《观朝鲜艺术团表演偶成二首》《题赵丹白杨合作<红楼梦>菊花诗画册》《题<红楼梦>画页四首》《赠楼炜春》《赠曹禺》《为<大众电影>恢复刊名作》等。
诸诗与刊行本在内容、题跋中均有不同，为茅盾诗作的重要版本。
如《观朝鲜艺术团表演偶成·珍珠舞姬》，此册中“千顷洪波齐肃立”中“千顷”另作“万顷”，且茅盾在诗后加注“'千顷'改为'浩瀚'”，更添大气磅礴之势；
《庆祝日本前进座建立卅周年》，“继承发扬翻新艺”，刊本为“继承发展翻新艺”；《听演奏肖邦名曲》之二，“无限乐观弦外趣”，刊本为“无限乐观弦外曲”；
《访玛佐夫舍歌舞团》，“歌舞宛转而慷慨”“宛转”另作“宛曼”，“闻道爷爷聘友邦”“闻道”另作“闻说”，“领导英明功在党”“功在党”又作“依靠党”，“创始功勋入史乘”“入史乘”又作“载史乘”，“继承遗业有贤侣”“遗业”又作“先绪”等。
茅盾曾任新中国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常出席国内外文艺、外事活动，册中有关波兰诗5首，为1960年茅盾访问波兰时所作，诸诗多为歌颂和赞扬中外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友谊。
至茅盾晚年，因疲于应付络绎不绝的约稿，则多以写作旧体诗来替代，或为朋友作诗，及至1978、1979年，茅盾晚年的旧体诗创作达到高潮。
Lot 5103
茅 盾（1896～1981） 书历年自作诗词册
纸本 册页（十四页）
25×17cm（册）
诗文著录
1. 《心中的红太阳》P224，山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诗碑》P86-87，《诗碑》编辑小组编，1978年。
3. 《茅盾诗词》P1、82-85，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4. 《诗刊》1981年5月号，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5. 《茅盾诗词集》P1、18、213-214、219-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 《茅盾全集 第10卷》P388、507-508、511-5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7. 《茅盾诗词鉴赏》P20、40、83、224、239，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8. 《当代诗词》P93，花城文艺出版社，1982年。
说 明
茅盾之子韦韬旧藏。
此为茅盾晚年书历年自作诗词册，计14页，有本款，约作于1977、1979年，以诗词的形式记录其革命、政治生活历程。
册中诗词作于1940至1979年间，记录茅盾抗战时期在新疆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外事和文艺活动，以及感受1977年以来的政治新风气的历程，可藉以管窥其生活轨迹和政治思想面貌。
诸诗词与刊行本在内容、题跋中略有差异，为诸作的重要版本。
《满江红·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词作于1977年8月12日，2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时值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此册中上阙的“九亿神州”“治国抓纲初奏效”“看文革胜利育新苗”，在1991年出版的《茅盾诗词鉴赏》中改为“八亿神州”“拨乱反正初奏效”“看风雪锻炼出群英”。
Lot 5104
茅 盾（1896～1981）、陈瑜清（1908～1992）、曹辛之（1917～1995）等 题签及有关茅盾的重要文稿、信札等文献一批
信笺约四十九通八十六页（信封约五十三枚）、日记一册、贺卡请柬约二十九帧、画心二帧、照片二帧
1977至2000年作
尺寸不一
说 明
茅盾及其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等上款。陈小曼曾长期兼任茅盾秘书，为茅盾搜集材料、整理笔记。
此件包括:茅盾为小说月报题字等书法2帧，曹辛之、陈瑜清、徐慧林及王延年夫妇、于群、胡原等所作信札约49通86页，贺卡及请柬等约29帧，周颖南赠茅盾照片1帧，王一极赠韦韬照片1帧，韦韬日记及笔记1册。
其中提及乌镇、桐乡茅盾研究会、丰子恺、钱学森、钱君匋、冯骥才、邵伯周、黄源、俞霖、马树青等。信件普遍作于1985至2000年，其中曹辛之赠茅盾新年贺卡1帧作于1977年。
《小说月报》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1980年1月创刊，茅盾为该刊题写刊名。此件为当为茅盾题名草稿。
韦韬日记及笔记1册，系韦韬为整理茅盾年谱及回忆录所作，包括韦韬整理摘录的茅盾日记部分内容及茅盾所作杂文、译文、诗稿、评论，韦韬所作有关茅盾回忆录的信札等。
1980年韦韬离休后即潜心帮助父亲茅盾撰写回忆录，茅盾逝世后，将茅盾未完成的回忆录整理发表，并将各种遗物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妥善安置。
信件多为徐慧林、王延年夫妇致陈小曼，围绕家庭生活、工作等作。徐慧林为陈小曼表妹，天津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留德摄影师王小慧母亲。
另有1977年曹辛之赠茅盾新年贺卡、茅盾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郑振铎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览、丁玲治丧会、鲁迅作品简介书签等请柬和贺卡约28帧。
附明信片约11帧、报纸等多种。
Lot 5106
陈 毅（1901～1972） 致周恩来有关留法经历和电业建议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1957年6月4日作
说 明
周恩来上款。
陈毅此信作于1957年6月4日，围绕转交罗世襄建议、陈书农视查报告而作，谈到早年留法勤工俭学经历，是陈氏有关国家建设、个人经历的信札，可见其对乡谊、留法经历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亦是陈毅等人的留法勤工俭学同仁。
陈毅为“十大元帅”之一，受信人为总理周恩来，俱属开国元勋。元帅致总理信札，级别之高，为市场罕见。
信件作于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可见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陈毅之从善如流。在信中，陈毅表示罗世襄的“建议大部可以采纳”，且据附件可知周恩来在看过建议后，亦曾转交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涛考虑。
信中所及罗世襄、陈书农均为陈毅四川同乡，与陈关系密切。前者与陈均为1919年成都第一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信中谈到二人留法后“已别来卅七年”，未曾见面。据《威远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记载，1957年罗世襄曾到北京煤炭工业部学习，期间与兄长罗世棻一同拜访陈毅。待罗回重庆后，陈毅曾转赠一百元作为补牙之用；后者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曾违反扣留陈毅密令，反而暗地资送陈毅出川。1956年致信陈毅，得陈帮助后回国，出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罗世襄（1899～1961），四川威远人，电机工程师，中国科学社社员。毕业于法国率米尔城高级工业学校、歌城庶艺大学。曾任西安电灯局局长、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重庆大学工学院教授、自贡电厂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为重庆电业局主任工程师、重庆市政协委员。
陈书农（1893～1973），名廷典、鼎勋，字书农，以字行，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国民政府时期曾任第47军军长、第12绥靖区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为四川省、上海市政协委员。
附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顾明致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涛信札一通一页，谈到陈毅所转建议已经周恩来过目，将其交相关部门研究，上有圈阅痕迹；罗世襄《关于电业系统方面的意见》文稿五页，其中提出“领导企业的党组织应该充份发挥民主作风”“技术人材应重新调配”“简化组织机构”“对老技术人员加以培养俾能作出更大贡献”“各区待遇悬殊应予调整”等五项建议。
Lot 5107
王 明（1904~1974） 三大战役期间致谢觉哉、张曙时、郭任之有关李德胜（毛泽东）、胡必成（周恩来）的重要长信
信笺 一通二页（带信封一枚）
1948年作
40×28cm×2
著 录
1.《谢觉哉日记 下》P1269，人民出版社，1984年。
2.《王明年谱》P612，郭德宏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展 览
“艺术浙江”，第七届浙江省商务服务交易博览会，杭州国际博览中心（G20杭州峰会主会场），2016年。
说 明
此为共和国成立前夕，王明致谢觉哉、张曙时、郭任之长信。信中直接谈及毛泽东、周恩来，围绕讨论包括新中国宪法在内各种法律制定问题，涉及新中国各项法律奠基者陈瑾昆、何思敬，以及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张曙时夫人吴均等，是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信件，是新世界中国人探讨民主、法制之先驱。
王明亲笔信在市场上极为少见，而直接谈论毛泽东、周恩来的则绝无仅有。
同时，信件中谈到毛泽东、周恩来时，分别使用二人1947、1948年间短期使用的化名“李德胜”和“胡必成”，这种由中共重要领导人所写的、提到二人这两个化名的信件亦是首次在市场中出现。
此信写于1948年11月19日，其时全国性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已经于1948年9月成立，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已经可以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
值此之际，中共中央发起成立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次年改中央法制委员会），并在此信完成一个月左右时间，将该机构改组成中央法律委员会，负责起草和研究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项最关键的法律，为新中国建立时急需的各项法律作提前准备。王明在这两个机构中均为重要领导人，写信时正因国民党进攻陕北而撤退至山西临县后甘泉村、河北平山县等地，在负责起草、审查各项法律之余，亦从事土改工作。上款人谢觉哉、张曙时、郭任之，以及信中提到的陈瑾昆、何思敬，均为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正与王明一道共事。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主要法律，几乎全由这些我党元老们起草或主持审定。他们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者。
在信中，王明谈到“中央发布报告制度决定后，各部委、各中央局、前委等均有总结性工作报告交上”，唯独“法委会尚付缺如”。因此，李德胜（即毛泽东）“曾三次催此报告，并指示要约各老（处您们三位外，尚有陈、何）来此开几天会总结法委一年工作并写出报告给他”。由于战争原因，法委会常更换场所，难以聚集所有负责人在一地开会，以至迟迟未交报告。有鉴于此，胡必成（即周恩来）特地进行安排，“腾出房屋三间，以便召集法委会总结会议”。
李德胜、胡必成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胡宗南进攻西北解放区时短暂使用的化名，分别取“离得胜（离开延安，取得胜利）”和“革命必定成功”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李德胜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名字，以至于将两个女儿姓氏改成李，取名李讷、李敏。
信中谈到的“报告制度决议”，指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因此，王明等人所在的法委会需要递交一份总结性报告。
所谓法委会，此时的全名是中央法制委员会，王明为主任，谢觉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成员包括吴玉章、李木庵、张曙时、陈瑾昆、杨绍萱、何思敬、郭任之、王觉民等。其任务包括起草全国宪法、研究改革法律的方针与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等。具体讨论问题包括宪法总纲草案、地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自治、惩办内战罪犯等。众人的努力为包括建国以后的制宪工作在内的各项法律奠定了基础。
至于“训练班”，指华北人民政府司法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于1948年5月提出，在王明写此信时尚处筹备阶段，至1949年1月正式开学，意在培养新中国成立后急缺的法律人才。之后，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
写作此信时，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王明已经风光不再。他曾于1942年整风运动时受康生批判，1945年被彻底否定其“左”倾错误路线，中共七大上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中央委员，而曾经遭其打压的毛泽东已经成为毫无疑问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Lot 5094
郭沫若（1892～1978） 为谢国桢作 毛主席词
纸本 立轴
1966年作
63×46cm
说 明
谢国桢上款，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1957年，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曾指名将谢国桢调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明清史研究。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作于1927年春，最早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
Lot 5095
郭沫若(1892~1978)、李一氓(1902~1990) 为区棠亮作 行书五言诗·行书苏轼诗
纸本 立轴·画心
114.5×46cm 78×26.5cm
说 明
区棠亮上款，由其家属友情提供。
Lot 5093
刘半农（1891～1934） 为台静农作 楷书燕子笺弹词
纸本 扇页
51×18cm
说 明
台静农上款，委托人得自其家属。
此刘半农作《燕子笺弹词》书扇，是二人友情及文学艺术审美的体现。
刘半农与台静农不仅是师生，还是同事，长期共事。刘于台有提携之恩。台静农中学未毕业即到北大国文系旁听，后转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当时，刘半农在北大任国文系教授，兼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后刘半农辞去北大教职赴中法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又将台静农引荐到中法大学，授予讲师之职。两年后，刘半农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时，又将台静农带到辅仁工作，足见二人感情深厚。
刘半农书《燕子笺弹词》，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读书人对俗文化的关注，以及文学创作，尤其是新诗创作中对弹词、民歌、方言等的借鉴。刘半农书此扇赠友人，体现了其对俗文学中优秀作品的推崇。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俗文学”之上，刘半农作为运动的先驱之一，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几乎也都是围绕著“俗”的概念展开，曾将《目莲记弹词》残本收入自己主持编撰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并带领李家瑞等人收集整理俗曲，编成《中国俗曲总目稿》。
《燕子笺弹词》作为书场演出之脚本，在嘉庆间由澹园氏从阮大铖《燕子笺》传奇剧本改编而来，且文采斐然，更胜原本。鲁迅、郁达夫等均曾关注此弹词。
Lot 5071
王国维（1877～1927）、陈曾寿（1877～1949） 有关哈同花园及端方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二页
1908、1916年作
18.5×8.5cm 19.5×9.5cm
著 录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P216、217，王国维著，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说 明
邹安上款及旧藏。
此为王国维、陈曾寿信札二通，均书于名刺，关乎王国维在哈同花园受辱、创设广仓学会诸事，兼及端方。
王国维信著录于《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该书载王国维1916年10月14日致罗振玉信。该信谓“昨晚景叔又来约，适外出未晤，归乃作函告以该园强予徽章等无礼之事”，所及“函”即本信。可知本信作于1916年10月13日。当年，王国维自日本回到上海，应邹安之邀，到犹太富商哈同处工作，负责编撰刊物《学术丛编》。
在信中，王国维对哈同花园派其“为招待员”，将其名字列入发起人深表不满，以为迹近侮辱，故既之前拒绝到场，且以“伤风未愈”为由拒绝出席次日“午后茶话会”。所及发起人，指将王国维名列广仓学会发起人。王曾为罗迦陵代作《创设广仓学会启》。据信可知，王国维谓列名发起人“未经本人承认者”。其时，王国维出于理念、人事、经济等原因，有脱离哈同花园之意。信中所及受辱事当为诱因之一。
陈曾寿信作于戊申年正月初八，即1908年2月9日，为收到端方由大德通票号寄去一百两银后所作收据。该票号与端方关系匪浅，端方曾派兵为其护送镖车。
Lot 5073
辜鸿铭（1857～1928） 清末《重浚黄浦河道记》重要稿本
纸本 镜片
1907年作
89.5×22cm
说 明
此为辜鸿铭《重浚黄浦河道记》稿本，作于光绪三十三（1907）年，著重叙述疏浚上海黄浦江的意义，浚浦局设立之缘起、人员派遣、工程方案、工程款及时限等，事关清廷体面、与列强争夺合法权益，为重要历史文献。
辜鸿铭长篇稿本在市场中非常少见。
此番出任浚浦工程总局会办、参与负责疏浚事宜，为辜鸿铭仕途中难得的高光时刻，以至字里行间洋溢著达观和斗志。之前，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长达十七年之久，从未获得晋升。此次升任浚浦局会办，督办此项重大工程，于辜鸿铭而言，是对其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
此稿未见刊载。据稿本，可知辜鸿铭意在将此文刻石以昭郑重。
稿中所及“以《修浚黄浦河道条款》为据。立以三年之期”“设浚浦工程总局，总理其事，以荷人那格总督其工，以江海关总监其役，以及工程不仅惠及“吾大清子民”，且“英德诸侨民无不感念圣恩隆重”，均与其他历史记载相合。
疏浚黄浦江，是中外交涉史、上海城市史上的重大事件。自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以来，上海港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此后由于黄浦江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上海港的通航能力，外商要求浚治吴淞内外沙的呼声日益强烈，但由于清政府的消极对待一直未能解决。至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外强遂将与义和团运动毫不相干的黄浦江疏浚问题塞进条约。条约第十一款第二条规定:“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条约附则第十七条对黄浦河道局的各项责任、制度、人员、权限等均作详细规定。按照条约，该局每年支用海关银46万两，中国政府负担一半经费，而治理大权则由列强掌握。对于如此露骨的侵略条款，清政府经四年协商，提出“由中国独认全费，改归自办”的修改条款，“藉以收回管辖事权，保全长江门户”，于1905年9月与各国签订《改订修浚黄浦河道条款》。《条款》规定，中国“自承其工、并认全费”，“所有改善及保全黄浦河道并吴淞内外沙滩各工统由江海关道暨税务司管理”。设立浚浦工程局，由辜鸿铭任督办，聘请荷兰人奈格（J.DeriKe）为总工程师。
然而，此番疏浚黄浦江进展并不顺利。上海浚浦局于1905年正式成立，至1907年正式开始著手治理工程。从文章可知原定疏浚工程款拟为“五十万两”，期以三年时间完成疏浚工程。但至1910年，因疏浚局承办商荷兰利济公司贪腐之事，疏浚工程虽有小成，最终以耗资计银920万两巨款而告破产。其间，辜鸿铭曾向《捷报》披露贪腐案的细节内容，坚持查清事实，严惩涉事人员。
Lot 5152
莫 言（1955～ ） 早期重要小说《黑沙滩》稿本
文稿 四十九页
1984年作
26.5×19cm×49
刊 载
《解放军文艺》7月刊 ，1984年。
著 录
2. 《透明的红萝卜》P74-109，作家出版社，1986年。
3. 《白狗秋千架》P49-73，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4. 《白狗秋千架》P49-73，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5. 《白狗秋千架》P48-42，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
6. 《白狗秋千架》P48-42，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7. 《莫言文集 白狗秋千架》P54-81，作家出版社，2012年。
8. 《白狗秋千架》P49-73，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9. 《三匹马》P182-221，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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