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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碧楼旧藏本实为存世唯一的三卷本《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宋刻，全书几近完整（原缺一叶，当为宋时所遗漏），其珍贵自不待言。
上海图书馆所藏宋版《补注蒙求》，与此羣碧楼本皆为孤本，允为宋刻《蒙求》之双璧，而前者已入公藏，后者尚存民间，识者宝之。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
金程宇
友人传来宋刻《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书影，凡三册，经冯知十、钱曾、陈揆、邓邦述、王绶珊诸家递藏，钤印累累，另有民国著名藏书家邓邦述长跋三通，令人爱玩不置。此本《稽瑞楼书目》、《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九峰旧庐藏书记》等书目均著录，但因长期秘藏民间，一直未能进入宋代蒙学研究的视野，兹就此略述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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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求》是中国古代乃至东亚世界中的蒙学经典。它采用四言韵语，概括中国历史人物（含传说）的故实轶事，琅琅上口，便于记诵，一经问世便风行海内。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69)《书画》诗云“不如鹑结村夫子，惟宝《蒙求》与《孝经》”，方岳（1199—1262）《独立》诗云“村夫子携兔园策，教得黄鹂解读书。能记《蒙求》中一句，百般娇奼可怜渠”（方岳自注:盖俗以其声为‘吕望非熊’也），都帮助该书在宋代民间的流行:不仅村夫子喜爱它，甚至由于时常诵读，连听多了的黄鹂都能鸣出一句。
《蒙求》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影响颇大，如日本史书记载878年贞保亲王八岁读《蒙求》（《日本三代实录》），十二世纪时贵族社会流行着“劝学院麻雀唱《蒙求》”的谚语（见《宝物集》），五山僧人月舟寿桂《莺诵蒙求诗》中有“莺诵何书花满溪，《蒙求》句入一声啼”的诗句。可以说，《蒙求》及其注本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乃至东亚古典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求》传本主要有唐李瀚撰注本及徐子光补注本。李瀚撰注本国内已经亡佚，仅存敦煌写本残卷（敦煌研究院存73行，另两件p.2710、p.4877存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分别为28行和两页）、辽刻本残叶（白文本，存七叶半），倒是日本存有古写本（或称“古本蒙求”）；宋代最流行的是徐子光注本，此书宋版公藏仅上海图书馆藏《补注蒙求》一部，明清刊本、抄本亦不多见，其中明代顾起纶刻本虽云出自宋刻，但多有改动，已失原貌（清代抄本、刻本亦延袭其误），至明代末期，《蒙求》逐步为《三字经》所取代，反而在日本江户时代以至近代大为流行。《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是宋元时期以及江户时代最流行的蒙学读本，长期以来学界皆以未见宋刻为憾，此次羣碧堂旧藏宋刻《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重现于世，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重大发现。
敦煌写本残卷
书名中的徐状元——徐子光曾因《蒙求》旧注“鲜究本根，类多舛讹”而为做补注，宋代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卷十四曾著录此书:“《补注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翰《蒙求》句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人他事”，这应是徐注本最早的书名，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南宋江西刻本（有明人补抄二十二叶），当刊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参《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即此八卷本系统，为存世宋刻孤本。又，南宋嘉熙三年（1239），聚德堂有题为《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的重刊本，亦为八卷本，但此本已佚，仅日本足利学校存有江户初期写本（李良进表后有“嘉熙己亥上元重刊于聚德堂”刊记）。此本半叶十二行，标题两句一行，注文前空一格，行二十字，与上图本相同，则此聚德堂刊本是一部以“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为书名且有明确刊记的刻本，惜宋刻不存。聚德堂未知在何地，元大德刊本《梁溪集》有“杭州聚德堂锓梓”刊记，考虑到宋元书肆的延续性，岂即其地欤？
九峰旧庐原装楠木书箱题字
除八卷本外，宋代流行的主要是三卷本系统（也有四卷本，已佚），题为“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但宋刻多已亡佚，现存主要为日本古写本及古活字本，如日本有一种源自宋本的三卷本（日本古写本、古活字九行本），此本前有宋人宋秉孙序:
《易》之《蒙》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蒙求》名书之义。倥侗颛蒙，聪明不开，又安得不下注脚？傥发蒙之初，逐事记诵，日积月累，胸中成一部国子监，幼而学，壮而行，不待击蒙，归而求之有余师。君其问诸徐君以为然乎否？咸淳戊辰菊月，前进士宋秉孙书于桂月精舍（古活字九行本“桂”字误作“挂”）。
《后村先生大全集》之《宋经略》条，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可知咸淳戊辰（1268）年曾有过一个刻本。据刘克庄《宋经略墓志铭》，宋秉孙为宋慈季子，字彜父，建阳童游里人。淳祐四年（1244）甲辰留梦炎榜进士。宋秉孙笃志励行，博学能文，他给《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作序，肯定了此书作为蒙书的价值。此本不知刊于何地，但宋秉孙为建阳人，此本为建本亦未可知，惜宋刻亦不存。
由上述三种版本可知，羣碧楼旧藏本实为存世唯一的三卷本《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宋刻，全书几近完整（原缺一叶，当为宋时所遗漏），其珍贵自不待言。那麽羣碧楼本在徐注本版本系统上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呢？
西泠本《蒙求》著录
前人著录此本多笼统称为宋刊本，如《稽瑞楼书目不分卷》（光绪三年吴县潘祖荫八囍斋刻本）云“宋刻”，傅增湘《藏园羣书经眼录》卷十著录:“宋刊本，半叶十行，小字双行二十六字。书名、时代及注中事实皆阴文。钤有‘述古堂藏书记’、‘稽瑞楼’、‘小长芦’、‘冯知十读书记’各印”（又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下）。也有断为临安刻本者，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三著录:“宋徐子光补注。宋临安刻本。半叶十行，大字不接”，注双行低格二十六字。白口。宋讳‘匡’、‘桓’字，皆缺笔。有‘宋本’印、‘述古堂藏书记’、‘冯知十’、‘冯彦渊读书记’、‘韩菼’、‘稽瑞楼’印”。
西泠本《蒙求》部分鉴藏印
今重新核查讳字，发现此本避讳不严，“匡”、“桓”、“树”、“徵”、“慎”诸字或阙末笔或不阙，敦、郭不避，当刊于孝宗时期，然前云徐子光序作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成书已在孝宗末年，则此本当刊于孝宗以后，或为光宗（1189—1194）、宁宗（1194—1224）时期。此书半叶十行，行二十六字，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版心“求”（下记卷次），象鼻处有字数（不可辨）。此书又多用俗字，如“礼”、“擧”、“无”、“与”、“兴”、“齐”、“国”、“体”等皆用俗字。注文中以阴文提示书名、时代及事实。字体标题多楷正，注文细字，刊刻亦精。综合以上信息，根据字体、俗字、版式、避讳不严等情况，笔者认为羣碧楼本《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或为福建书坊刻本。
宋讳缺笔避讳
书坊为节约成本，将《补注蒙求》八卷本改为三卷本，密行细字，以阴文形式提示书名和重点，书名也加上了宣传性更强的“徐状元”名头，这些均与此书的蒙学性质不无关系。
羣碧楼本为三卷本系统，虽与八卷本分卷不同，但二者关系仍颇紧密。特别是上图本，首尾皆无日本传本中的李良进表、李华序及子光自序，此本亦同。则知徐注本中无表、序、自序者，未必为后来所佚失，而是当时即有此印本，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的刊本皆有所差别。如前述嘉熙本，卷首题“新刊徐状元补注蒙求”，另以两行署“徐子光补注”、“安平李瀚撰并注”。此本卷为李华序、李良进表，亦无子光序。可见无徐子光自序者，在宋时亦颇常见。
嘉熙本当是在徐注八卷本系统上，添加李华序、李良进表而成者，故卷首在“徐子光补注”后，又署“安平李瀚撰并注”。前述宋秉孙作序的咸淳本，其顺序则为李良进表、李华序、宋秉孙序、徐子光自序（内阁文库活字本最后二序顺序相反）。由此可见，刊年最晚的反倒存序最多。这提示我们，从《补注蒙求》到《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从八卷本到三卷本，其间刊刻发生了许多变化。羣碧楼本作为现存唯一题名《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的宋版，不仅是珍贵的宋代蒙学实物遗存，而且在对察该书的刊刻过程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