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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丁卯（1867）九月，在杭州和绍兴两地奔波徘徊了两三年的赵之谦又一次前往京城，为明年三月礼部的考试作准备；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然而却是他参加的第三次会试。不过，同治七年戊辰（1868）春的这场考试，其结果跟他在同治二年、四年的前两次经历一样，都毫无意外地以失败告终。有人失败必有人成功，在最后进入殿试的人群中，江苏吴县人洪钧成了当科状元，吴大澂和陈宝琛则位列二甲进士。在给胡培系的信里，已然40岁的赵之谦说:“弟冒昧入试，仍不获一第。非文字咎，即平日所立身行己者，皆不中世法，无须太息也。”他很清楚自己的所学所长跟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但与求取功名的全面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艺术在不断拓宽的上层交游圈子中得到愈发广泛的认可，状元洪钧也包括其中。
晚清历史上，能称得上“擅书”的状元不少，然洪钧似乎不在此列，虽然他也写得一手端庄雍容且颇为硬气的标准馆阁体，但人们似乎对这位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外交官与赛金花的花边新闻更感兴趣。不过，在那个“帖学”已日渐式微而“碑学”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能将魏碑笔法进行创造性运用的人，确实才是书坛的弄潮儿。状元郎洪钧显然也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书史转型时期的特殊气息，此赵之谦、李文田、路岯、沈秉炜等晚清四家为洪钧所作的楷书四屏，四位书写者身份各异却无一例外都以魏碑书法享誉当时；而从创作时间不一，然书体皆同为魏碑楷书这一情况不难推断，这是洪钧在某个时间段里有意组织的一场碑学时代当红书家的小聚会。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帖学”与“碑学”相互角力的岁月，则这场聚会的策划本身就是颇值得咀嚼的有趣现象。
Lot 2627
赵之谦、李文田、沈秉炜、路岯（清道光-光绪间，19世纪）
为洪钧作楷书四屏
立轴 水墨纸本
185×48cm，约8.0平尺（每幅）
估价:RMB 3,800,000-4,800,000(4)
题识:
（一）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天牵之西没。辟如蛾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蛾右去。《白孔六帖》引《抱朴子》，盖外篇佚文也。为文卿仁兄同年书。同治己巳（1869年）正月，赵之谦记。钤印:赵之谦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赵之谦》49印，1337页）
（二）夫损之者，如灯火之销脂，莫之见也，而忽尽矣；益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觉也，而忽茂焉。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文卿一兄大人政。庚午（1870年）五月，李文田。钤印:李氏仲约、文田之印
（三）公深惟臣辱，职不求易，憘遇盘根，薄言来践，轻赋敛以阜民财，劳吐握以招贤俊，严治烽候，宿装轻肥，权火或举，豹骑争先，鬼出电入，枭囚万计，赏不踰功，罚必当罪，人物辐辏，襁负云归，玉烛登年，弦歌不息。文卿大兄大人教正，临敬史君碑。（先字下多一赏字）己巳（1869年）春日，受恬沈秉炜。钤印:受恬一字壶斋
（四）道昭，博学明儁，才冠秘颖，研图注篆，超侍紫幄。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文卿老兄法家属书。丙子（1876年）立夏前二日，山甫弟路岯。钤印:路岯私印、山甫
盒内:赵之谦、李文田、沈受恬、路山甫并为洪文卿书。丙子（1936年）新春，瘦铁题。钤印:瘦铁
盒外:钱瘦铁（1897-1967）:书屏一堂。
出版:
1.《悲盦剩墨》第八集，西泠印社珂罗版，1918年至1928年。
2.《赵之谦——覆刻悲盫剩墨》，第286页，日本东京堂，1976年（1982再版）。
3.小林斗盦编《赵之谦作品选》，第139页，东方书店，1990年。
4.《赵之谦书画集》（下），第41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5.《简明书法教程》，第16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6.《赵之谦书画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7.《古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第296-298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
8.《中国书法全集》（第71卷·赵之谦），第116页，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9.《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上）第1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0.《上海-近代の美术-》，第60-61页，大阪市立美术馆，涉谷区立松涛美术馆，2007年。
11.《松丸东鱼遗爱:中国文人[书•印•砚]》，第47-50页，国立新美术馆，2009年。
12.《明清名家诗词手迹鉴赏》（隶书篇），第165页，中国书店，2008年。
13.《赵之谦二金蝶堂选墨》（上），第21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为洪钧作楷书四屏》中赵之谦《抱朴子佚文》一屏出版物书影
著录:《中国书法全集》（第71卷·赵之谦），第228、229页，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展览:
1.上海-近代の美术-，大阪市立美术馆2007年9-10月，涉谷区立松涛美术馆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
2.松丸东鱼遗爱:中国文人[书·印·砚]，国立新美术馆，2009年7月至8月。
说明:
1.上款人洪钧（1839-1893），字文卿，号陶士，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状元，授修撰。曾任湖北、江西学政。光绪十三年由内阁学士升驻俄、德、荷、奥使臣，光绪十六年召回，任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2.海上名家钱瘦铁题木盒。钱瘦铁（1897-1967），字叔厓，号瘦铁，江苏无锡人。早年师从郑文焯。曾执教于上海美专。善山水、花卉，兼工书法、篆刻。与吴昌硕（苦铁）、王大炘（冰铁）合称“江南三铁”。
3.日本篆刻名家松丸东鱼（1901-1975）旧藏。其本名长三郎，字子远，师从于吴昌硕弟子河井仙郎。致力于秦汉古铜印的研究与临摹，又追踪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的轨迹。篆刻风格气势雄强、沉著凝练。为日本昭和中期最具代表性的篆刻家。
四人中以赵之谦年岁最长，作品创作时间也最早，其所作《抱朴子佚文》一屏书于同治八年己巳（1869）正月；此时他参加完会试后尚留在北京，与潘祖荫、胡澍、杨岘等一众好友时时研讨金石，要到这年四月才南归。但这并不是赵之谦第一次为洪钧创作作品，在考完试的那年十一月，赵之谦就曾为洪钧作“良鱼在渊小鱼在渚，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楷书八言联，说明同科考试的两人早已建立交情；而这份交情的基础，除了同年之谊，我们有理由相信更是赵之谦在京城早已建立起来的艺术名声。早在同治元年冬至同治四年冬的第一次京城之旅中，赵之谦即为祁隽藻、潘祖荫、翁同龢等高官所引重，当时已是“闻风引企，执金币以求文章、求书画者户屦常满，”“一纸之出，珍逾球琳，论者谓国朝二百年来不多觏也。”但那时赵之谦的艺术其实尚处在“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的转型初期，魏碑笔法对于其各书体的改造尚未完善；自同治七年戊辰至同治十一年壬申，这短短五六年才是赵之谦书法艺术的真正巅峰。
此轴便是赵之谦书法脱胎换骨后的力作，大字运毫坚实，出锋肯定，起承转合干净清晰，笔画丰腴而结字充满想象力；小字行书也达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跌宕多姿，灵动错落，常有险中求胜的意外之喜。前期用笔“起讫不干净”的问题早已解决，无论大字或小字、楷书或行书，都能统一在那种极具个性的书写方式中，以雄强凝重为主要特征的魏碑笔法在他天才的演绎之下变得潇洒飘逸，凌人的盛气中充满着“笔歌墨舞”的动人之美，比之晚期书法的瘦硬大异其趣。自阮元、包世臣等人以理论鼓吹“碑学”以来，直到此时的赵之谦才算完成了实践上的有力应和，魏碑笔法在他手中所展现出来的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
与赵之谦作品创作时间一样的是沈秉炜所作的《临史君碑》一屏。此作点画精致，风格优雅，在魏碑的风度下可见唐楷的风味。沈秉炜其人生平几不可考，从作品的落款和用印我们知道他字受恬，一字壶斋；然而如果从其书风来看，则与赵之谦同治元年至五年间的作品颇为相似，尤其是横画的用笔十分接近，两人似乎有着隐秘的关系。上海博物馆藏所藏的赵之谦“阴德遗惠周急振抚，明堂显化常尽孝慈”隶书八言联刚好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此联亦作于同治八年己巳（1869），时间为三月，乃是赵之谦离开北京之前，上款人正是“受恬”沈秉炜；而在题款中赵之谦说:“受恬九兄学书于铁客，能具怀宁之体而兼涉其敝。顷属书联，因变格为之。”这是十分具有史料价值的一句话，他不仅揭示了沈秉炜的书学来源，同时也揭示了他和赵之谦艺术上的关系:沈秉炜的书法老师“铁客”，即为包世臣弟子、吴让之师兄弟阎德林！当年赵之谦读《艺舟双楫》对于魏碑笔法还迷迷糊糊的时候，正是在他的第一次京城之行中现场观看了阎德林作书，才“大悟横竖波磔诸法”，从此找到魏碑书法的真正门径。所以，可以说沈秉炜和赵之谦的书法出自同一系统、同一来源，而若将二人作品对比阎德林所作，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即便天才如赵之谦，其书法依然没有完全跳脱阎德林的范围。
通过上博这件八言联所披露的信息，我们还可以推断赵之谦和沈秉炜可能早在同治四年前就已结识，在洪钧请赵之谦作书之时沈秉炜应该也在北京，虽然不知他是否也参加会试，但因他的老师阎德林是北京人，并且“咸同间名重京师”，故而请其作书就合情合理了（此时阎德林应在河南知府任上）。事实上沈秉炜应该也早有书名，这从吴云《两罍轩尺牍》中也可得到印证。书中有咸丰十年（1860）“致沈受恬茂才”一札，信中提到“足下书学雅有根柢，又能心思静细，专志用功，梓乡名贤，吾党俊材，断无有逾于足下者。”除了说明书法深受认可外，“梓乡名贤，吾党俊材”一句还透露出沈秉炜应该和吴云一样是浙江归安人。
赵之谦和沈秉炜两人应该保持着多年的友谊，1978年第9期《文物》月刊曾登有赵之谦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44岁时所书“壶斋”篆书横额，其后题曰:“受恬得奇石，黑质有文如莕藻、如藤萝，空其中以为壶，因名其斋，属余题额”。这也是为沈秉炜所书，时间在当年三月二十五日，那时赵之谦同样还是在北京；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京城之旅，没过两天他就去往江西做官，从此告别了无望的科举考试，也告别了他艺术的黄金时期。
一年之后，洪钧又请李文田书写《抱朴子内篇》一屏，时在同治九年庚午（1870）五月，这年李文田37岁，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后来又提督江西学政，任内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大部分时间应该也是在北京任职，与时任翰林院修撰的洪钧应有不少交集。为洪钧作书的这四人之中，其余三人均未能在科考中获得成就，只有李文田贵为咸丰九年（1859）的探花，且官至礼部右侍郎，一度颇受慈禧倚重。
李文田的书学路径与赵之谦颇有相似之处，他初学唐人，尤以欧阳询为宗，也是在中年才转入北碑；在赵之谦的第一次京城之旅中，他们就在潘祖荫、翁同龢的宴席上认识，赵之谦往江西任职后二人还保持联系，在金石学方面多有交流。此屏书法全是北碑之意，用笔温雅，偶有拙趣，结字间却依然仿佛可见唐人的严谨持重，颇有《张猛龙》之意味。关于当时的魏碑书家，曾有论者以为陶睿宣近于呆板，赵之谦过于轻佻，惟李文田老成持重，雍容大方；这自然是一家之言，况且三人在书法史的地位之高下如今已早有定论，无需赘言，然以“老成持重，雍容大方”来描述李氏书法，却也正道出其可贵之处。
四屏中书写时间最晚的是路岯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所作的《临郑文公碑》一屏。路岯（1839-1902），字山夫，号笑逢，又称清虚道人，陕西周至人，曾任安徽建德县令；其在诗文书画、金石碑板、鉴藏考订、书法理论、小学音韵、经史辞章等方面皆有相当造诣，为当时知名金石学者。今人多不知路岯其人，但是他却有一个著名的学生罗振玉，两人之相识在光绪九年癸未（1883）罗氏18岁时；按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先生所言，路岯是影响其祖父一生最为重要的老师。据罗振玉后来为路岯所作《前安徽建德县直隶州用路岯府墓志铭并序》一文中所记:“君平生负奇气⋯⋯善法书，受笔法于道州何先生，而私淑安吴包先生，故所作楷隶具有二家之长。”这为我们了解路岯的书法提供了十分具有价值的信息，原来他是何绍基的学生，并且私淑包世臣。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何绍基虽然也号称写碑，但一下笔全是颜真卿，跟魏碑基本没什么关系；而他一向最看不起的，就是包世臣的书法，甚至对吴让之、赵之谦也没有好话。路岯兼学何、包二人，足见他也是思维清晰且个性鲜明的人，果然是“平生负奇气”。此作运笔多为中锋而稍加波折，个别地方也用铺毫之法，在在都展现出路氏“点画虽小甚勿苟，下笔必端如持躬”的书学理念，融合何道州与包安吴的意味十分明显。
我们不太清楚洪钧是通过何种渠道求得路岯墨宝的，因为这一年路岯以“举止轻浮，办事任性”之由被不怀好意者弹劾而惨遭革职，去职后又因平时清廉，以至落入“十年宦游，至不能具归装”的凄惨境地，只能前往江苏淮安投奔时任里河同知的哥哥路崇。此后二十六年间他一直在淮安城东的苇西草堂中过着“疏水灌园、种树给薪、栖迟衡泌、不交世事”的闲适生活。但路岯的书名已经能让朝鲜使节路过淮安时慕名索书，且当时淮安知府万青选与赵之谦颇有交往，在其所藏唐大中五年磬拓本中，即有吴让之、赵之谦、路岯等人题跋，说明他很有可能与赵之谦、吴让之等人有共同朋友圈；而光绪二年洪钧又正在路岯家乡任陕西乡试正考官，综合各种情况，两人相识也在情理之中。
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二年（1876），洪钧为凑集这套四条屏花费了将近八年时间，八年之中，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与境遇都有着不小的变化，分别之后的江湖再见往往是遥遥无期的。不得不说洪钧是个有心之人，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观察这件事，对此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清季书学由帖转碑，邓石如是最重要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他的学生包世臣则凭借《艺舟双楫》成为最重要的理论鼓吹者，当时习碑者，无一不将包氏学说奉为圭臬；因为参加科考，包世臣一生至少去过13次北京，对京城书坛带去的影响之大从阎德林身上就可以看出。显然，赵之谦、沈秉炜、李文田、路岯四人都是包世臣书学理论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并且他们对于书法的探索大都跟北京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这四条屏不仅是几个朋友同道之间交游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包世臣学说影响下碑学时代主流书风的一次集中展示。而由于不同书写者天分、秉性、取法的不同，其书法风格也在相同指导思想下显现出差异化的面貌与特质，这足以成为我们研究碑学时代书法思想与实践的宝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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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628
伊秉绶（1754-1815）
归棹怀人诗卷
手卷 水墨纸本
嘉庆十八年（1813）作
书:32×110.5 cm，约3.2平尺
跋:35×90 cm，约2.8平尺
估价:RMB 600,000-1,000,000
题识:嘉庆十八年四月初九日，舟泊清远峡口，秉绶草稿。
钤印:所谓伊人、墨卿、吾得之忠信、默庵（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伊秉绶》2、4、40、43印，313、314页）
签条:朱念慈（1877-？）:伊默庵归棹怀人诗卷。甲戌（1934年）八月，念慈题。钤印:朱念慈
释文:浈江归舟寄怀，云谷农部即求是正。前岁名山到处探，践来陈迹了瞿昙。此行已似他生晤，既别犹追半日谈。（初三日，君送登舟已发，而次日尚滞白鹅滩，复承携泊再送）曾约云泉重抱被，应知香火本同龛。蒲帆一掛人千里，凉月纷纷鹭影南。嘉庆十八年四月初九日，舟泊清远峡口，秉绶草稿。附呈近句。
受诗人:
“云谷农部”叶梦龙（1775-1832），字仲山，号云谷。南海（今广州）人。官户部郎中。善画竹石兰花。家有风满楼，收藏金石、书、画甚富，日事校勘，曾搜集唐至明代名人墨迹成《友石斋帖》，又搜清朝名人墨迹成《风满楼集帖》。
伊秉绶在京师时，即下榻于叶梦龙在宣南坊的画禅斋，并为其书“友多闻斋”匾额。秉绶亦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人脉资源介绍给云谷，使其顺利地进入官场，拥有了自己书画鉴藏和社会活动的圈子。嘉庆十年（1805）冬，云谷因父病告假回籍，1807夏，秉绶丁外艰返闽，两人分处两地，书信往来。直到1811年初秋，秉绶从家乡宁化出发，重游岭南，两位彼此思念的挚友终于再度重逢。故有“此行已似他生晤，既别犹追半日谈”的感慨。
释文:寄同年蒋砺堂制府。海云澄碧麦畦春，疆场安恬政日新。自少即肩天下重，如公方算读书人。万灵生计冰霜味，午夜名香岱华身。（识）谁识广平心铁石，梅花一赋独超尘。
受诗人:
“蒋砺堂制府”蒋攸铦（1766-1830），字颖芳，号砺堂。辽东襄平人，隶汉军镶蓝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进士。历任广西学政、广东惠潮嘉道、江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刑部尚书、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勇于任事，不唯阿上。”曾为朝廷培植、推荐了不少贤才，如林则徐、陶澍。
1811年调任两广，以疏陈整顿吏治、选拔人才，深得嘉庆帝赞许。曾上了两道关于选才考官的奏折。嘉庆帝览奏后，称“知人安民，洵至言也。”诚如秉绶卷中所书“自少即肩天下重，如公方算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