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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思，日常思，此事便得知。以文人紫砂作为载体，把金石学转化于日常，把画史写作转化于日常，把“寿苏会”的仪式转化为日常。
孙星衍将项元汴所藏的东坡画寿星像刻石，这是金石学的做法；《墨林今话》简洁押韵通俗易懂的写法，代表嘉道年间画史写作的全新理念；特定时间特定仪式的“寿苏会”，是清代文人对苏东坡的无限崇拜。
东坡崇拜，盖以自况。
这把子冶石瓢从上述三个方面汲取养分，集三人之力，制成一壶。这也是瞿子冶存世文学创作中罕见的像赞文学；山水画家蒋茝生罕见的人物画；擅篆隶的邓符生罕见的长篇图文刻绘。
寿星躔，角与亢，谁作此，老人状。
东坡翁，实草创，笔纵横，所不放。
须眉苍，形神正，槜李项，法眼藏。
阳湖孙，运心匠，寿之石，寿无量。
东坡先生寿星像为项子京所藏
渊如先生为之刻石
子冶作赞、茝生摹、符生刻
总是慨叹，文人紫砂是怎么做到既古意盎然又闲适平常的。从大彬、鸣远、曼生，到子冶，文人紫砂造型、铭文、刻绘的演进，开展着多重变奏。嘉道年间，联合创作这把壶的三人分别是子冶、茝生、符生。茝生，摹画了传世的东坡先生寿星像。子冶，作了一篇四十八字的像赞。符生，把文字和图画刻于壶上。
清中期·瞿子冶作赞、蒋茝生摹、邓符生刻壶公冶父款段泥子冶石瓢壶
款识:壶公冶父（底款）；吉安（把款）；子冶、茝生、符生（刻款）
镌刻:寿星躔，角与亢，谁作此，老人状。东坡翁，实草创，笔纵横，所不放。须眉苍，形神正，槜李项，法眼藏。阳湖孙，运心匠，寿之石，寿无量。东坡先生寿星像为项子京所藏，渊如先生为之刻石。子冶作赞、茝生摹、符生刻。
高 8.8cm 长 15.1cm
刻壶者邓奎，字符生，浙江吴兴人。瞿子冶壶中有部分就是委托邓符生至宜兴监制的。清道光同时期徐康在《前尘梦影录》记载“上海瞿子冶欲烧沙壶，倩邓符生至阳羡监造”。
蒋茝生，蒋宝龄次子，长年追随其父浪迹江南，最得其父器重。蒋宝龄著、蒋茝生续写的《墨林今话》是清代画史代表性著作。关于关于瞿子冶的介绍，流传至今最重要的内容便出自瞿子冶在世同时期的《墨林今话》。
蒋宝龄文集《琴东野屋诗集》中有:“...与邓符生（奎）暨茝儿乘月过半茧园...”“...同儿子茝生泛湖由苏文忠祠观桃花...”侧面反映了符生、茝生关系以及东坡崇拜的时风
蒋宝龄著、蒋茝生续《墨林今话》之瞿子冶小传
此壶非常特殊，除了子冶、茝生、符生三人交谊之外，切入点很多。例如，瞿子冶这篇像赞与蒋氏父子《墨林今话》文风的呼应，擅画山水的蒋茝生鲜作人像画，擅篆隶的邓符生罕见的长篇图文刻绘。整体上，关于东坡崇拜又带出清代“寿苏会”的风尚。
收藏传世苏东坡所绘寿星，将画刻石，据石摹图，作像赞文，刻绘于砂壶之上，我们可以把文人紫砂纳入清代“寿苏会”之文化图景中看。此壶，是一次关于东坡的小型聚会，包含了清代“寿苏会”的要素，又富含变奏。
壶身瞿子冶东坡像赞提及的渊如先生，也就是孙星衍。孙星衍有诗《苏文忠公寿䜩诗在西安毕督部（沅）署中作》（《冶城遗集·芳茂山人诗录》），所记录的就是1782年12月19日苏轼生日时，毕沅以为苏轼“寿宴（䜩）”冠名的这次聚会。根据《渊如先生文集》，孙星衍后来也自行组织寿苏会活动，此类活动在中国各地开枝散叶。
孙星衍、毕沅召集的寿苏会源自大儒翁方纲。翁方纲一生至少主持了二十余次寿苏会，堪称独冠。翁方纲“寿苏会”模式，起因是得到宋椠东坡诗集残本，也就是对苏轼文学的追寻。进而，聚会的核心转而围绕东坡画像、为东坡画像题赞，不仅有雅集聚会，也兼及文物考证鉴赏。如前所述，瞿子冶以《墨林今话》的轻快文风，记录了项元汴收藏苏东坡所绘寿星、孙星衍刻石，蒋茝生依此摹画，邓符生把像赞文字和图画刻于壶上。这便是文人紫砂的文化属性，集创意性，文学性，书画性、雅集性、史料性于一体。
《孙渊如先生全集 冶城遗集一卷》芳茂山人詩錄第八之《蘇文忠公寿䜩詩在西安畢督部 沅 署中作》壶铭提到的渊如先生，即孙星衍。
子冶的东坡寿星像赞显然受《墨林今话》文学风格的影响。蒋氏父子的《墨林今话》无疑开创了美术批评的全新形式。《墨林今话》为千余位画家各立小传，集中于嘉道年间，大都来自蒋氏一手见闻。《墨林今话》的创新在于，以诗系人，不同于其他画史辗转抄录前人说法，而是用简洁押韵的诗，通俗易懂地讲出绘画风格，杂糅画坛轶事。
子冶的东坡像赞同样如此。“东坡翁，实草创，笔纵横，所不放”，“槜李项，法眼藏。阳湖孙，运心匠”，三字一句，朗朗上口，讲清楚来龙去脉:当时传世的项元汴所藏一幅东坡先生寿星像，由清代著名藏书家孙星衍刻石流传，被认为是苏轼独创的画法，十分独特。
瞿子冶“平生构思甚捷，然旋即弃捐，并无存稿”，所镌版者，仅《月壶题画诗》而已。这篇东坡像赞在瞿子冶文学遗存中贵为特殊。
另，角宿与亢宿并称，即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一﹑第二宿，旧传均为寿星。
蒋宝龄、蒋茝生父子都跟随钱杜学画，主要是山水。蒋宝龄曾以“小儿涉笔颇豪放，一埽十纸难求工；旁观互赏得天趣，意气直欲无乃翁”的诗来夸奖他。
贺诞苏轼，在康熙朝已纳入官方视野之中，皇家编订了《御定月令辑要》，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成为官方确定的节日。追寻着苏轼一生宦迹，官方建造了一批纪念性建筑、修建祠庙用来纪念苏轼。从苏轼的诗文、书法，到爱吃的食物、茶饮，都成为构建其“纪念碑性”神圣形象的重要元素。这其中，想象与描摹苏轼形象成为重中之重。
对苏轼状貌的描绘，有一种变奏。从苏轼同时代的关系密切的画家李公麟，以及马远、赵伯驹、李嵩等，到赵孟頫、文征明、仇英，历代众多著名画家都曾绘有苏轼肖像。随着经典画作的散佚，后代的文人画家，通过遗存诗文集、文人笔记、画学目录中的记载，再结合“坡仙故实”与民间传说，集体创作出“想象的写真”。也就是东坡故实画。
坡公之徒，追随的是苏轼的人格魅力，慨叹人生际遇。嘉道年间到民国，一直没有断过的寿苏风尚，出现了将典范杂糅与再生的现象。这把壶上的寿星，根据子冶记录，是传世的项元汴所藏一幅东坡先生寿星像，实际上和坡仙合一了。古代五老图流变，寿星形象的校勘，“坡仙”形象的历史记忆与多元建构，在此合一了。
明清文人对紫砂陶的收藏价值和文化意义，有着丰富的编码手段，既追求古，所谓“一时咏赞如勒铭，直似千年鼎彝好”，又有像这把壶这样举重若轻的经典案例，文人性，最珍贵的在于丰富多样性。
清玩的特点，重在与文人生活的密切关系。借鉴《墨林今话》作郎朗上口的像赞文风，金石学摹刻的做法，寻古观念下对古物收藏和考据，传统书画的布局，融合到双手一捧的茶壶之上。把“时玩”到“古玩”并置，把流行与珍稀统一到一个审美领域，太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