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拍賣會哈布斯堡国际拍卖公司成交容易

　　重要私人手袋珍藏

　　爱马仕

　　梦幻闪亮玫瑰色短吻鳄皮迷你CONSTANCE附18K白金与钻石配件

　　2021年

　　估价:美元 80,000 - 120,000

　　爱马仕

　　闪亮橘红色短吻鳄皮BIRKIN 30附18K白金与钻石配件

　　2020年

　　估价:美元 100,000 - 150,000

　　路易威登

　　维吉尔·阿布洛（VIRGIL ABLOH）设计字母组合（MONOGRAM）帆布配七彩字母组合皮革郁金香吊饰“KEEPALL BANDOULIÉRE 50”附肩带行李袋

　　2022年 秋/冬季

　　估价:美元 20,000 - 30,000

　　百达翡丽

　　18K白金万年历计时腕表，配月相、闰年及日/夜显示，型号5270G-014

　　估价:美元 120,000 - 160,000

　　黄金镶钻石“SPIGA”麦穗系列盘缠式手镯

　　BULGARI设计

　　估价:美元 15,000 - 20,000

　　4.56克拉D/VS1方形钻石戒指

　　BULGARI设计

　　估价:美元 60,000 - 80,000

　　黄金马鞍链项链

　　BULGARI设计

　　估价:美元 10,000 - 15,000

　　Château La Conseillante

　　1989年

　　1组12瓶

　　估价:美元 3,500 - 4,500

　　Château Cheval Blanc

　　1990年

　　1组11瓶

　　估价:美元 3,500 - 4,500

　　《元官藏》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云南省图书馆发现并考订、确认的一部藏经。

　　元代崇信佛教，曾经刊刻大藏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正史中可以见到有关记载外，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万历年间所撰的《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提到:“元板亦不下十余副。”（《紫柏尊者全集》卷十三）但他没有帮助这十余副元代的版刻藏经到底是些什麽藏经，在哪里刊刻，当时存放在什麽地方。现代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在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佛典泛论》中说:“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版，时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毁。”但他也没有帮助上述论述的资料依据何在。所以，前此人们真正能够看到经本的元代大藏经，祗有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刊刻的《普宁藏》、建宁路后山报恩堂私刻的小部藏经《毗卢藏》等两种，还有宋刻、元补的《碛砂藏》一种。前些年在北京智化寺发现三册元代藏经零本，论者谓其经版乃《金藏》经版的“再刊印”，称之为元代官版《延祐藏》（何梅:《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四期），它与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议的《弘法藏》是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史载元英宗曾有造铜版藏经之议、元皇庆二年（1313）前武汉曾刻藏、云南图书馆现存一册版别不清的“松字号”藏经零本、湛堂等诸僧曾奉旨赴京修藏，上述种种，说明元代藏经数量的确不少，但具体情况始终若明若暗。

　　若干年前，日本小野玄妙曾经发现后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的印藏愿文及相关的职名录、僧名录，著录在他的名著《佛教经典总论》中。但由于发现时，这些珍贵资料已经从经本脱落，成为单纸零张，故难以确认当时到底是否刊刻过一部藏经。日本对马还发现了若干版别不清的藏经零本，虽然可以肯定它们属于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某部藏经，但到底是什么藏经，则无人可以指明。赖上述云南省图书馆资料的出现与认定，人们由此知道元代末年曾经刻过一部官版藏经。这样，原来在日本发现的各种资料都有了可信的归属。当时将其定名为《元官藏》。

　　《元官藏》的雕造上限为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下限为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仅历时六年，便告成竣。从有关资料可以知道，该藏由元文宗皇后（顺帝时为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起，由她下属的徽政院具体负责。有关情况，可以参见童玮、方广錩、金志良合著的《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载《文物》，1984年12期）、《元代官刻大藏经的考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及我本人撰写的《元史考证两篇》（载《文史》第29期）。上文提到刊刻工作应在大都（今北京），且据《万历野获编》怀疑或为万寿寺。但后来阅读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钞出的《顺天府志》，其中载有:“法藏寺在石佛寺西北金城坊内，有藏经库八座”（《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43页）联系《元官藏》“僧名录”首部诸位僧人均署“大法藏寺”，故知该《元官藏》的刊刻实由法藏寺具体实施，其后经版亦收藏在法藏寺。

　　云南省图书馆发现的《元官藏》共三十二册，分属三批印本，但均可判定为元代刷印。日本收藏的诸《元官藏》，凡我所见者，亦均为元代印本。本世纪以来，又有十来册《元官藏》面世，详情可参见李际宁《关于近年发现的<元官藏>》（载《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纪要》，第12号），亦为元代印本。

　　此次面世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几年前我曾经鉴定过。该册版式为一纸7个半叶，半叶6行17字，上下子母框，版片号及卷尾标注特征乃至通卷版刻风格，都显示这是一册标准的《元官藏》零本。但令我惊异的是，从纸张、扉画、牌记及卷末韦驮像考察，它分明是明代印本；从装潢看，也是典型的明代装帧。也就是说，本册《元官藏》零本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吕澂所谓“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毁”恐有误，起码《元官藏》版片并未随元代的覆灭而毁失，而是被保存下来，且继续被人们使用。由于请印藏经，一般均为从存储版木的地方刷印以后，送到经坊去粘接并配扉画、韦驮像等，故该《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呈现出目前状态。其实，《碛砂藏》也有类似情况，版片历经元末战火亦保留下来，明代继续在刷印。

　　史载，徐达率大军北伐，攻下通州，元顺帝当夜仓皇弃城出逃，故明军不战而得大都。其后按照朱元璋的命令，仅将内宫烧毁夷平，大都的其他地方，并未损毁。而法藏寺“石佛寺西北金城坊”，当未受损失，故所存经版，在改朝换代以后继续可以使用。

　　一副民间所刻大藏经版，迭经多朝，这不稀见。但一副官版，改朝换代以后却依旧在使用，可谓异数。这里体现出的政治、宗教内涵，颇值得吟味。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且可惜现知明印《元官藏》仅此一册，希望地不爱宝，将来能有更多的明印《元官藏》出现，以更好地研究这一问题。

　　世人论刻本，常以宋元本为矜贵。如以版本年代论，诚然如此。但讲到所体现的政治与宗教内涵，以及由此体现的历史研究价值，乃至存世的希珍程度，则我以为这一册明印《元官藏》比元代印本《元官藏》更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