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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908
董其昌（1555-1636）山水诗文卷
手卷 水墨绢本
首:26×105cm
心:26×263cm
跋:26×284cm
估价:RMB 600,000-800,000
出版:《五桂山房藏古书画题跋选》，第42-49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说明:
1.余鳄、林尔卿、谭观成、欧初旧藏。奚冈、赵叔孺、赵之琛题签，唐云题引首，黄易、奚冈、唐云、关山月、谢稚柳、启功题跋。
2.黄易、奚冈跋中“慈柏”即余鳄。余鳄，字起潜，号慈柏，晚号老慈，清代仁和（今杭州）人，初从奚冈学隶法，同时有徐延锡亦从奚学画梅。苦思力索而两不成。于是鳄改画梅及刻印。延锡改学隶，皆知名于时。鳄画梅，笔意挺秀。著《慈柏山房吟稿》。
3.“半角草堂”为林尔卿斋号，宁波人，曾任明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书画收藏显著，与赵叔孺、吴湖帆等友善。辛酉夏五，叔孺为尔卿刻半角草堂印。《吴湖帆日记》中常有提及彼此过从斟酌书画。王季迁与孔达编《明清画家印鉴》中不少画家印鉴即取自林氏藏品。
4.谭观成，名墒，广东人，民国时沪上知名收藏家。与张大千、吴湖帆皆友善，其所藏明清书画现多散见各大博物馆。
5.“五桂山房”欧初旧藏。欧初（1921-2017），广东中山人，生于广州，诗人、书画家、收藏家。出版有《五桂山房诗文集》《欧初书画集》《欧初自用印及藏印集》等书。
6.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别署秋景庵主、散花滩人、莲宗弟子，浙江杭州人。树谷子。工诗文，善金石书画，擅长碑版鉴别、考证，又好蓄金石，甲于一时。
7.奚冈（1746-1803），清代篆刻家、书画家。原名钢，字铁生、纯章，号萝龛、蝶野子，别号鹤渚生、蒙泉外史、蒙道士。原籍歙县（今属安徽），一作黟县（今属安徽），寓浙江杭州西湖。不应科举，寄情诗画，山水花石，逸韵超隽。
8.赵之琛（1781-1852），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次闲，号献父、献甫，又号宝月山人，斋号补罗迦室。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和书画家，精心嗜古，邃金石之学，篆刻得其乡陈豫钟传，能尽各家所长。尝为阮元摹刊钟鼎款识，兼工隶法，善行楷。
9.赵叔孺（1874-1945），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原名润祥，字献忱、叔孺，后易名时棢，号纫苌，晚年自号二弩老人，以叔孺行世。清末诸生，曾任福建同知。民国后，隐居上海。金石书画、花卉虫草、鞍马翎毛，无不精擅，尤擅画马。
董其昌《山水诗文卷》局部
在中国美术史上，董其昌是耀眼的明星，无论书画创作还是理论鉴藏，都开宗立派，影响深远。此书画合璧十段锦，画虽题仿诸家，实融会贯通，直抒己意，其笔致清秀，潇洒明快，用墨自由点染，平淡天真，行草书遒劲多姿，诗画相得益彰。关山月称其“诗画情意至浓，笔墨韵味精妙，诗书画三者浑成一体，诚稀世之佳构也”；唐云跋“此卷经吾杭诸前辈黄小松、奚铁生、赵次闲审定，三君皆精书画金石，法眼称许，诚不虚也”；谢稚柳定此为“清润而华”“思翁之前期画”。以上前贤皆书画大家，题签题跋中均盛赞此卷为“真迹”“神品”“杰作”“稀世之宝”，又经余鳄、林尔卿、谭观成、欧初等知名藏家递藏，流传清晰，其珍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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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926
董其昌（1555-1636）论书卷
手卷 水墨纸本
引首:23.5×97.5cm
书心:23.5×295.5cm
题跋:23.5×275cm、23.5×90cm
估价:RMB 1,500,000-1,800,000
说明:
1.狄平子题引首。姚配中题跋。
2.狄学耕、狄平子父子递藏。狄学耕（1820-1899），字曼农、稼生，号叔子，别署石颠、石癖，室名种石轩、墨稼山庄，江苏溧阳人。仕江西知县。善画山水，同治、光绪年间以画山水名世。精鉴赏，富收藏，元代王蒙《青弁隐居图》、北宋《睢阳五老图》即为其旧藏。
3.狄葆贤（1873-1941），字楚青，号平子，斋名平等阁，狄学耕之子，清末民初著名报人、出版家。江苏溧阳人，早年中举人，后留学日本，光绪三十四年，为江苏谘议局议员，是康有为唯一的江南弟子。擅诗文、书画。家富收藏，精鉴别。戊戌政变，亡命日本。归国后在沪创办《时报》及有正书局，影印各种书、画、碑、帖，于传播艺术，贡献颇大。
4.姚配中（1792-1844），字仲虞，安徽旌德人。长于经学，又嗜书法，从学于包世臣。自谓学书得法于邓石如和包世臣，为《书学拾遗》四千字，又注智果《心成颂》，以传立书大字执笔之法。又和包世臣论书次东坡韵五言十四韵。
5.“云樵心赏”或为吴芳培藏印。吴芳培（1752-1822），字霁霏，号云樵，泾县茂林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授庶吉士，历任编修、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乡试正考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署吏部尚书等职。著有《吴云樵先生诗集》四卷。
书学箴言:
董其昌书法艺术与《论书卷》探微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他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领一时风骚。董其昌精通“六体”和“八法”，其挚友陈继儒曾评价:“董书温厚中有精灵，潇洒中有肃括。推之使高，如九万里垂天之云；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明末书评家何三畏也称赞董书:“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到了清代，董书更是深得康熙帝的喜爱，其推崇广为人知。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的书法家之一，董其昌的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对待文人的态度既不像两宋时期的优待，也不像元代时期的疏离，而是一种近乎人格侮辱的残忍，诸如批颊、廷杖等刑罚，损害文人自尊。终明代一朝，因忤逆“龙鳞”而被侮辱甚至“诛其身而没其家”的文人举不胜举。现实的严苛使晚明众多文人转而投身于禅学中寻找心灵的寄托，董其昌在京时常与王图、陶望龄，袁宗道等谈禅为乐。他在三十岁左右开始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对董其昌书法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其内化于艺术表达，包括由熟而生显露自性的书学观念，另一方面则由禅悟心得中孕育出自成一家的平淡自然书风。诚如董氏至交何三畏所言:“董书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董其昌《论书卷》局部
浅析《论书卷》及其创作时期
董其昌一生经历了读书交游、中举为官、请病归里、官复原职、赋闲江南、再次出仕、隐逸乡间、复起为官、告老还乡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据其《画禅室随笔》回忆，他于十七岁时参加会考，因书法不佳而屈居第二，从此发愤临池，遂成名家。
董其昌《论书卷》局部
《论书卷》中，董其昌以其造诣最高的行草书体洋洋洒洒挥下数百字，阐述了自身学书经历为主线，同时穿插对历代书法大家的评价和敬仰，以及对书法学习的严谨态度和持续追求，观点和见解深刻而独到。开篇，董其昌以自身经历缓缓道来其学书历程，直言虽对书法之道有所悟但仍觉书法实践中的难处。接着，他转向对王羲之父子的具体评价:“转左侧右，乃右军父子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董其昌指出王羲之父子的字势特点是能够自如地转换左右笔势，看似奇特，实则符合正道，但世人往往难以理解这种深层次的笔法。紧接着，他提到用笔与用墨的重要性:“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之谈此窍也。”董认为，书法的巧妙之处在于用笔和用墨，但要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必须多见古人的真迹，这体现了他对书法学习的严谨态度和对古人书法的敬畏之心。
董其昌《论书卷》局部
在谈到用笔的难点时，他提到:“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其特别强调，在起笔的时候，要能够提起笔来，不让它自然倒下，这是自古以来未曾传授的秘密，显示出他对用笔细节的深刻洞察。随后，他提到褚遂良和虞世南的书法:“此唯褚河南、虞永兴行书得之，须悟后始肯余言也。”董其昌认为，这种笔法只有褚遂良和虞世南的行书中才有所体现，只有真正领悟了这一点的人，才会认同他的说法。在谈到颜真卿的笔法时，他提到:“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遂以墨猪当之，皆成偃笔。”董其昌批评后人对颜真卿“屋漏痕”“折钗股”笔法的误解，认为这些笔法并非墨色浓重的笔画，而是需要藏锋，避免偃笔（即笔画无力、下垂），这体现了他对书法笔法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董其昌《论书卷》局部
接着，他提到米芾的书法:“米海岳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直言等等咒也。”董其昌引用米芾的话，强调“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八字秘诀是书法的重要法则，这体现了他对米芾书法的赞赏和认同。而后的一句“学米书者，唯吴琚绝肖，黄华、樗寮一支半节，虽虎儿亦不似也。”
董其昌《论书卷》局部
董其昌认为，学习米芾书法的人中，只有吴琚学得最为逼真，而王庭筠、张即之等人只能学到一些皮毛，即便是米芾之子米友仁也未能得其精髓。
在谈到自己与书法家的交往时，他提到自己的同乡陆深及莫如忠，赞赏了陆宫詹和莫中江二人之书。他认为陆宫詹的书法虽被世人赞其似赵孟頫之风，但实则从唐代李邕处有所得。而董其昌在见到王羲之《官奴帖》真迹后，发现与莫如忠的书法极为相似，才知他对二王书法有深厚的造诣。最后，董其昌认为，书法的险绝奇特之处，唯有颜真卿和杨凝式才能真正领悟，而赵孟頫则未能理解，他批评当时的人被赵孟頫的书法所遮蔽，未能看到真正的书法之美。
董其昌《论书卷》局部
结尾处董其昌再次提及杨凝式，称自己得到其《游仙诗》后，日益习之。这句话在而后的中晚期董书作品中可以验证，董此次论书之心得的转变，令其实现了在书法上的突破和升华。
傅申先生在《董其昌书学之阶段及其在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表明，将董其昌六十多年的习书作画经历分为五个时期:以46岁为界，之前三个时期为临古学习探索阶段，由颜真卿到虞世南至钟繇、王羲之，然后精研以米芾为代表的宋代书家，为其书风的形成奠定基础；46岁至66岁为第四个时期，风格渐成；67岁至82岁，渐入化境，归于平淡。回到前文所述，董其昌从17岁左右习书，以及本作《论书卷》中开头董自述“余学书三十年”，在古人的语境中，自述的年份计数往往并非精确无误的，所以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估测约数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