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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本义》十二卷《易图》一卷《五赞》一卷《筮仪》一卷,宋朱熹撰,宋刻本。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著录:“一函八本,宋朱熹本义,依古《周易》,经二卷,传十卷,前《易图》九,后《周易五赞》、《筮仪》。……秀水项氏藏本,后归毛氏汲古阁,两家印记甚伙。”此本于1922年7月14日由溥仪赏出宫,《赏溥杰书画目》“宋版《周易正义》一套”即此。今国图藏其中的上经一卷、传十卷及《五赞》、《筮仪》各一卷,共六册;辽宁省图书馆藏其中的下经一卷,一册;《易图》一卷一册流散民间,1996年中国嘉德春拍中现身,即今中贸圣佳拍卖之本。
一
此本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刻有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卷一题“周易上经第一 朱熹本义”。《易图》署“朱熹集录”,包括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变图,共九图。可见媾、慎、敦等字缺笔避讳。刻工姓名包括王烨、何彬、贾端仁、吴炎、黄埜、蔡仁、蔡明、蔡友、张元彧、马良、游熙、□恭、周嵩、王华、祖、杲诸人。钤印有项氏万卷堂图籍印、子长、毛氏子晋、汲古阁、云墟子、吴氏中孚等,并天禄琳琅诸玺印。初印精湛,纸洁墨莹,字大如钱,为宋版书上乘之作。
《周易本义》是朱熹易学代表性著作,今存版本大略分为十二卷本与四卷本两系。其中四卷本乃经后人窜乱,宋刻十二卷本可反映朱熹《周易本义》原本面貌。传世宋刻《周易本义》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宋咸淳元年(1265)吴革刻本,六行十五字,国图、上图有收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一即此七行十五字本,除天禄琳琅旧藏一部外,又有陈鱣旧藏本,今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
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
此本无刊书跋语题识,其具体刊刻时地前人有不同说法。陈鱣《宋本周易本义跋》指出:此本“无年月题识,然纸墨精良,其为宋椠无疑”。傅增湘于1942年获见文奎堂送阅陈鳣旧藏本,记其中刻工姓名及讳字,称其“字体方严厚重,似浙杭刊本”。王文进著录此本,则迳称“宋临安刻本” 。日本学者阿部隆一调查傅斯年图书馆藏本刻工姓名,与静嘉堂文库等藏宋刻本《诗集传》全同,两本版式字体一致,认为当同时同地所刻。又调查其中刻工见于宝祐五年湖州刊《通鉴纪事本末》、淳祐二年大庾县斋刊《心经政经》、绍定二年平江府刊《吴郡志》等,而此本避讳至“敦”字,因定为“宋宁宗顷”刊本。后来在著录国图所藏天禄琳琅旧藏本时,改定为“宋宁宗理宗前期刊”。《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则认为此本“应为光宗年间(1190-1194)刊本”,主要依据盖为“敦”字避讳。
阿部隆一提及的日本静嘉堂藏宋刻本《诗集传》,见其《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著录。此书与《周易本义》同为朱熹重要经学著作,同为半叶七行,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有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名,款式、字体完全一致。避讳至“鞹”字。刻工有周嵩、张元彧、蔡仁、蔡明、蔡友、马良、何彬、王烨、刘霁、游熙、吴炎、郑恭、黄埜、贾直、贾端仁、吴炎、周。《周易本义》刻工中的“□恭”,与此本刻工“郑恭”字迹相似,当为一人。则《周易本义》与《诗集传》相同刻工达十三人,重合度极高,同时同地所刻当无疑义。
日本静嘉堂藏宋刻本《诗集传》
阿部隆一详细调查了今存宋本中与《诗集传》相通的刻工,除《周易本义》外,马良等人还见于多种宁宗朝刊本或宋前期刻补修本,如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刊《注东坡先生诗》等;马良、何彬、王烨等曾见于多种理宗朝刊本,包括《通鉴纪事本末》、《心经政经》、《吴郡志》等。他将此本《诗集传》定为“宋嘉定绍定间刊”本,指出:
“这些刻工上起宁宗嘉定时期、下至理宗宝祐间,延续约四十年,大抵为杭州地区的刻工。故此本的刊行,盖在宁宗、理宗间。朱子嫡孙朱鉴于理宗端平二年所编《诗传遗说》自序中说:‘先文公集传,豫章、长沙、后山有本,而后山校雠最精。’此本究竟为豫章、长沙、后山三本之中的哪一种,旧藏者陈鱣跋以此为后山本。无论如何,此本的刊年下限,可定为端平二年。而由缺笔避讳看,恐怕当在嘉定年间。从字体看似为江西地区刊本。”
《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著录此本亦作“宋嘉定绍定间刊”,盖据阿部隆一之论定。阿部隆一对此本时间下限的认定,显然受到陈鱣《宋本诗集传跋》的影响。按陈鱣既藏《周易本义》,又获《诗集传》,其《宋本诗集传跋》云:“《诗集传》)“行款格式与《周易本义》同。考文公孙鉴《诗传遗说》叙云:《诗集传》豫章、长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校雠最精。是本无题识可证,而校雠之精,疑其为后山本。”《诗集传》既为“后山本”,其刊刻自然在朱鉴作序的理宗端平二年(1235)之前。而《诗集传》中的多名刻工,又同时出现在宝祐五年(1257)湖州刻《通鉴纪事本末》中。即使这些刻工都能坚持工作五十年,《诗集传》刊刻的时间上限,亦不会早于嘉定元年(1208)。故阿部隆一先生定《诗集传》为“宋嘉定绍定间刊”(1208-1234),又因此本避讳至“鞹”字,而更倾向于宁宗嘉定时期;又从字体风格,以为似江西地区刊本。阿部隆一先生将《周易本义》的刊刻时间,由《增订中国访书志》的“宋宁宗顷”,改为《北京南京上海访书记》的“宋宁宗理宗前期刊”,当与《诗集传》的时间论定有关,而关于刊刻地点则未再论及。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家礼》
谢辉《朱子易学著作宋刻考略》在考察朱熹易学著作宋刻本中,又发现一种与《周易本义》高度相关的宋刻本《家礼》:“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家礼》,半页七行十六字,与七行本《本义》十分类似。其刻工中,何彬、马良、张元彧、贾端仁、蔡仁、吴炎也刻过《本义》,而据卷末周复跋文,《家礼》约刻于淳祐五年(1245)。” 结合宝祐五年《通鉴纪事本末》、绍定二年《吴郡志》的相同刻工,他认为“七行本《本义》的刊刻时间,应在宁宗、理宗间,不会早至光宗”。否定了光宗说,但“宁宗、理宗间”的论定仍较为含混。本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朱子著作在南宋时期有一批七行本系统者,除上述《诗集传》与《家礼》外,尚有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刻本《楚辞集注》,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本义》亦为其中一种。”《楚辞集注》与《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为江西地区刻本,与《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刻工不相通,并非同批刻本。但此现象提示我们,朱熹著作在南宋时期的刊刻和传播有相当的系统性,根据今存宋刻朱熹著作版本的系联,或可对《周易本义》的刊刻时地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
进一步对今存朱熹著作的宋刻本做调查,可以发现又一种与《周易本义》强相关的宋刻本《中庸辑略》,宋石墪辑,朱熹删定。此书初名《中庸集解》,朱熹曾为序。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为《中庸辑略》。宋刻本《中庸辑略》今藏国图,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此本半叶七行,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行款版式与《周易本义》、《诗集传》完全一致,字体亦颇相近。书中可见慎、敦、廓等字缺笔避讳。刻工包括马良、何彬、蔡仁、周嵩、张元彧、沈宗、贾端仁、顾祺、徐珙九人。卷末镌刻一行小字“儒学教授刘惟肖校勘无差”,字迹与正文有异。此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宋刻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0325号)定为“宋庆元元年至嘉定十七年(1195-1224)刻本”,盖据宁宗 “廓”字避讳而定。此本刻工中马良、何彬、蔡仁、周嵩、张元彧、贾端仁六人同时见于《周易本义》、《诗集传》,疑与《周易本义》、《诗集传》同批所刻。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庸辑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庸辑略》卷末一行“儒学教授刘惟肖校勘无差”识语。此行字体与正文颇有不同,疑为后印补刻。检《(道光)苏州府志》卷五十五“职官”,元苏州府儒学教授有刘惟肖名,未着任职时间,但前后同僚任职有元贞初年、大德元年等,当相距不远。又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四十九《元大德年文庙编钟歌》,小注云:“昔岁松生仲兄游吴门,于废庵中见大德年编钟一口,……一面分四行镌‘大德乙巳平江路总管朵儿赤、教授刘惟肖造’十八字。”大德乙巳为大德九年。笔者以为,此大德年间任职平江府学教授之刘惟肖,很可能即宋刻本《中庸辑略》卷末所署“儒学教授刘惟肖”。此本卷端钤蒙古文方印,纸背有汉文长方朱记,隐约可见“江浙等处国子提举”、“中书省公文□备国子监书籍奉此□□各学□□完备校勘无差合行申解者”、“大德”、“吏王永”、“将仕佐郎”等字。检《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一《春秋分纪》云:“宋淳祐三年程公许守宜春,刻是书于郡斋,陈振孙《书录解题》盛称之。此本卷中多有元时钤用官印,且于首尾纸背用红字条记,系大德十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奉中书省取备国子监书籍,令儒学副提举陈公举校勘申解。考《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括江西诸郡书板,宜春隶江西,盖至元诏取而大德始上,此即宋刊元印之本。”《中庸辑略》朱记内容与《春秋分纪》颇相近,从上述情况推测,《中庸辑略》书版或亦元大德间取备国子监,经平江府儒学教授刘惟肖校勘,卷末补刻一行识语。
按谢辉《朱子易学著作宋刻考略》所论《家礼》,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此本刻工除见于《周易本义》、《诗集传》的何彬、马良、张元彧、贾端仁、蔡仁、吴炎六人外,又有沈宗、王锡、徐珙、顾祺四人。十名刻工中,除王锡外,其他九名刻工全部参与了《中庸辑略》的刊刻。而《中庸辑略》的全部刻工即此九人。若非同时同地所刻,恐怕很难有如此高的刻工重合率。当然,《家礼》每行字数较《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多一字,版心上不刻字数(仅数叶刻大小字数),开本亦较《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宽展,此其独特处。但同为朱熹著作,同为半叶七行,刻工又高度重合,此《家礼》与《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刊刻时地当相距不远。
《家礼》卷四第五十六叶“祥而廓然”,“廓”字缺笔避讳。卷末跋署“淳祐五年乙巳岁二月既望上饶周复谨书”,云:“右文公门人三山杨复所附注于逐条之下者,可谓有功于《家礼》矣。复别出之,以附于书之后,恐其间断文公本书也。”《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家礼》为“宋刻本”,未取“淳祐五年”为刊年,盖此本刻工皆杭州地区良工,而周复为江西人,序中又未言刻书相关事宜,故含糊处之。
关于《家礼》的刊刻时地,吕振宇博士论文《<家礼>源流编年辑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吕文引明丘濬《家礼仪节》“文公家礼序”后按语云:“近观南监本,上饶周氏以杨氏附注间断《家礼》本文,别出之于本书卷帙之后,以为附录。”又卷一《神主尺式》附注云:“惟郑霖所刻《家礼》,今本在南监者,横画尺式,最为得体。” 因推测 “郑霖于浙江任上覆刻周本《家礼》,后入藏国子监”。按郑霖字景说,宁海(今浙江宁波)人,绍定二年进士。初以朝奉大夫权发遣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淳祐八年七月,除直宝章阁,知平江府事。有《中庸讲义》、《雪巌集》。据《正德姑苏志》卷三“古今守令表”,郑霖之后知平江府者余晦,淳祐十一年六月上任,则郑霖知平江府时间在淳祐八年至十一年,与今本《家礼》刻工的活动时间相吻合。又宋代苏州与杭州刻工往往互通,如宋绍定二年(1229)平江府刊本《吴郡志》,刻工有蔡仁、马良、马松、朱梓、徐珙、余政、杨润诸人,皆杭州地区良工。今存宋刻本《家礼》与丘濬所见南监本《家礼》同为别出附录本,同有上饶周氏跋,刻工时间、地域与郑霖任职时间、地点相应,当即丘濬所见郑霖刻本。而《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与《家礼》刻工高度重合,《中庸辑略》卷末有元大德间平江府儒学教授刘惟肖校勘识语,又有取备国子监书籍朱记,与《家礼》板藏南监相合。则《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与《家礼》四种宋刻本,很可能即郑霖在平江府任中所刻的同一批朱熹著作,刊刻时间即其任职的淳祐八年至十一年(1248-1251)前后。元代板入国子监,明代板归南雍。
三
下面我们再考察与《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家礼》刻工相通的其他宋刻本,包括:
宋宝祐五年(1257)赵与筹刻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刻工中王烨、吴炎、马良、周嵩四人见于《周易本义》;王烨、吴炎、马良、周嵩、刘霁五人见于《诗集传》;吴炎、马良、沈宗、徐珙、顾祺五人见于《家礼》;马良、周嵩、沈宗、徐珙、顾祺五人见于《中庸辑略》。此本卷前宝祐五年赵与筹序云:“严陵旧本字小且讹,乃易为大书,精加雠校,以私钱重刊之。”旧以此本为湖州刻本,卿朝晖《宝祐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刊刻地再考》据赵氏宝祐三年至六年知平江府,以为此本盖刻于苏州。
宋刻本《真文忠公政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本,十行十八字。刻工检得五人。其中马良、何彬、贾端仁三人皆见于《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王锡、马良、贾端仁、何彬四人见于《家礼》。此本卷前有淳祐二年(1242)王迈序,云:“(赵时棣)宗华令大庾,锓梓县斋,以一帙见舁,且俾序于帙端。”大庾县即今江西大余,而此本刻工出自杭州地区,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定为“宋刻本”,与《家礼》情况类似。阿部隆一则将此本迳定为淳祐二年大庾县斋刊本。按大庾至杭州路远迢迢,请刻工至县恐不易,序中明言“锓梓县斋”,似非寄杭州付梓。此本或为淳祐二年之后的翻刻本。
宋刻本《论语纂疏》,日本东洋文库藏。此本刻工马良、蔡仁并见于《周易本义》、《诗集传》、《家礼》、《中庸辑略》四书;又有刻工贾真,或即阿部隆一所录《诗集传》刻工“贾直”(《静嘉堂宋元版图录•诗集传解题》即著录作“贾真”)。阿部隆一定此本为宋末括苍学官刊本,其依据主要是《四书纂疏》应俊序:“俊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志,请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庆高先后为校雠,且莅其役。《论》《孟》成,会缙云令王君既济已刊《中庸》、《大学》,遂并刊于学官云。”应俊字东野,临海人,嘉熙二年进士,咸淳间知处州,传见《(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零六。处州古称括苍,今浙江丽水市,距离杭州不甚远,此本或为咸淳间(1265-1274)处州所刻,也可能是稍后的翻刻本。
宋绍定二年(1229)平江府刊本《吴郡志》,刻工中蔡仁、马良见于《周易本义》、《诗集传》;蔡仁、马良、徐珙见于《家礼》、《中庸辑略》。此本卷前有绍定二年赵汝谈序,云:“绍定初元冬,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习知之。……书来,属汝谈序。”李寿朋绍定元年至二年知平江府,此本即刻于其平江府任中。
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其中刻工马良、徐珙见于《家礼》、《中庸辑略》。
宋嘉定十三年(1220)陆子遹溧阳学宫刻本《渭南文集》,国图藏。其中刻工马良、徐珙见于《家礼》、《中庸辑略》。此本卷前有嘉定十三年陆子遹刊书识语,云:“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乃锓梓溧阳学宫,以广其传。”《中国版刻图录》指出此本系寄付杭州刊刻:“此为世传游字缺笔本,嘉定十三年放翁幼子子遹官建康府溧阳县时,将其父文稿寄交杭州工人刻版。刻工陈彬、吴椿、董澄、金滋、马祖、丁松年、徐珙、邵亨、刘昭、马良等,皆当时杭州地区良工。”
以上与《周易本义》等四本刻工相通(两名以上)的宋刻本,刊刻时间在宁宗嘉定六年(1213)至度宗咸淳(1265-1274)间。其中刻工相通人数较多的《通鉴纪事本末》刻于宝祐五年(1257),《真文忠公政经》刻于淳祐二年(1242)之后,时间上与郑霖知平江府的淳祐八年至十一年(1248-1251)接近。《吴郡志》明确为平江府官刊本,《通鉴纪事本末》亦赵与筹知平江府任中所刻,与郑霖刻书地点相合。刻工跨度较大的是马良、徐珙二人,并见于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嘉定十三年(1220)陆子遹溧阳学宫刻本《渭南文集》。不过嘉定六年至淳祐十一年也还不到四十年,尚在刻工工作寿命内。稍有疑问者,马良又见于咸淳(1265-1274)或稍晚所刻的《论语纂疏》,与嘉定六年距离五六十年,或为同名二人(或其人工作寿命超长亦未可知)。总之,《周易本义》等四本中刻工的活动时间、地域,与淳祐八年至十一年郑霖任职平江府时间、地域完全符合,可为确认《周易本义》刊刻时地提供佐证。
四
《周易本义》、《诗集传》、《中庸辑略》、《家礼》四书,或为朱熹撰,或为朱熹删定,皆半叶十五行,字体风格相近,刻工高度重合。《周易本义》版框高18.7厘米,宽14.2厘米;《诗集传》版框高18.9厘米,宽14.2厘米;《中庸辑略》版框高18.6厘米,宽14.2厘米,三本开本一致;《家礼》版框高22厘米,宽16.1厘米,更为宽展,行字版心稍异,但刻工与《中庸辑略》几乎完全重合,四本盖为同时同地所刻的同一批朱熹著作。结合丘濬记“郑霖所刻《家礼》”及《中庸辑略》卷末“儒学教授刘惟肖”等线索,我们认为此四本盖即淳祐八年至十一年前后,郑霖知平江府任中所刻。
四本中《周易本义》可见光宗“敦”字避讳,《诗集传》、《中庸辑略》、《家礼》可见宁宗“廓”或“鞹”字避讳。前人将《周易本义》等定为光宗或宁宗时刻本,或受讳字影响。如《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认为《周易本义》“应为光宗年间(1190-1194)刊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将《中庸辑略》定为“宋庆元元年至嘉定十七年(1195-1224)刻本”;阿部隆一先生将《周易本义》、《诗集传》的刊刻时间定为“宋嘉定绍定间刊”,而更倾向于宁宗嘉定间,很大程度上源自书中避讳至“敦”字或“廓”“鞹”字。但是,实际考察今存理宗、度宗时期宋刻本,往往可见慎、敦等字缺笔避讳,而当朝皇帝避讳字却很难遇见。如宝祐五年湖州刻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亦仅避讳至“廓”字。这与此时期避讳渐弛有关,另一方面,理宗赵昀、度宗赵禥讳字在古籍中是稀见字,未曾出现的字又何谈避讳。宋刻本中的避讳缺笔只能决定刻书时间上限,而不能据以确定刊刻时间的下限,特别是对南宋晚期刻本而言。《周易本义》避讳至光宗“敦”字,不能说明其刊刻即在光宗时期。《诗集传》、《中庸辑略》、《家礼》等避讳至“廓”字“鞹”字,也不能说明其刊刻在宁宗时期。
天禄琳琅旧藏宋本《周易本义》是今存《周易本义》最早刊本,《诗集传》、《家礼》、《中庸辑略》分别为该书今存唯一的宋刻本。关于四本刊刻时地与主持者的研究,涉及朱熹著述在南宋晚期的流布衍变,及南宋理学思想发展的种种问题。本文仅由版本角度略做考察,推论之辞难免,不当之处俟博雅君子正之。
拍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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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笃寿、毛晋、天禄琳琅等旧藏 宋版《周易本义》卷首《易图》
宋刻本 1函1册附紫檀盒 白麻纸 线装
24.6×17.4cm 9 5/8×6 7/8in×2
估价:RMB 3,600,000-5,000,000
钤印: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项氏万卷堂图籍印,子长,毛氏子晋,汲古阁,云墟子,宋本,甲
著录:
1.《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宋版经部;
2.《赏溥杰书画目》宣统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3.《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著录第16页;
4.《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9916号;
5.《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第1-2页;
6.《天禄琳琅知见书录》第24页。